我觉得一个群体必须有神庙。它不一定是宗教,但是需要是一个能跨越个体差异的东西。
神庙是一个可以脱离世俗规则的议事空间,以便屏蔽外部政治系统性的压迫。
神庙需要对这个群体的包容,需要形形色色的人发挥不一样的社会功能。
神庙会给大部分人带来利益,因为只有个人能从中获利的系统才是健康的。
神庙也需要威严,不是为了压迫它的族群,而是将内斗的门槛提高,甚至于消灭。
这个坦率来讲很难。
华人的人口比例,最多能做的就是做到犹太人社区所做的。但是犹太人有超强的宗教,经济,政治动员能力。
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把华人能凝聚在一起。
西雅图的Chinatown是西海岸历史非常悠久的华埠,可以追溯到排华法案前。
今天的Chinatown是脏乱差,到处都是homeless,整个区域非常不安全,枪击是常有的事情,华人在那边的生意非常难。
但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按闹分配的国家,是一个pay for play的国家。你没有代表,那么你的利益就无从代表。
因为前几年本州的一些事务接触并了解过华埠的生态。可怜又可悲。
唐人街那边由于历史原因,基本上把权利让渡出去了。让渡给了一位日裔的参议员,Bob Hasegawa 。华埠那边资源的分配,安全,利益,都需要Bob帮他们争取。
但是因为是Bob的铁票仓,Bob并不觉得需要为他们争取权益,好像拿了一些小恩小惠交换了一下。
而且Bob对于chinatown那边胆敢挑战他的人都是各种打击的。
这个情况应该持续了很久了。
而那边的老华人,组织能力动员能力,都比较弱,短期内很难撼动这个格局。
这就是ChinaTown那边这么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科技行业的蓬勃发展,西雅图地区的新移民华人及其家属在过去20年间增加了大概有15万人左右。
而新移民和Chinatown的华人,似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认同,关心的问题也不一样,政治观点也不一样。新移民绝大部分也无心关注本族群的利益,而且各自利益分散,相互间没有成规模成制度的联系和协调。
这就导致,在东区,即便华人占极高的比例,各种选举,华人基本上没啥收获。前Bellevue市长Lee也被选下去了。ChinaTown依然一滩死水。
相比之下,老印在这边混的风生水起。老印有一整套的协调机制,虽然老印内部,北印度人和小黑印度人之间有很深的矛盾,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他们内部矛盾求同存异,基本上对外都是一致的。老印也毫不在乎,他是不是主流,是不是像白人,他们毫不在乎庆祝自己的各种节日。
我都记住好几个印度节日了。
这个Chinatown的百年历史,可以看到华人的百年历史。 也是华人这个群人后面百年的命运。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让华人相互之间,求同存异? 拜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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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四十一岁,从二十六岁那年被公司外派到加州算起,前前后后在美国生活了十二年。先是在硅谷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后来自己开了间小小的咨询公司,手下最多的时候雇过二十几个美国人,客户里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也有开货车的个体户。
我搬过五次家,住过湾区昂贵的联排别墅,也住过德州小镇每月六百美元的老旧公寓。我参加过美国人的婚礼、葬礼、感恩节晚餐、教堂募捐、社区义工,也被他们报警投诉过、告过、在会议上当众羞辱过。
十二年,上千个有名有姓的美国人从我的生活里经过。我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也不是从短视频里刷来的,是我用十二年的日子一寸一寸熬出来的结论:
美国人有小义,而无大义。
先说小义,因为小义是真的,我至今感念。
我刚落地美国那年,英语磕磕绊绊,在超市里对着收银员手忙脚乱地数硬币。身后排队的白发老太太不但没有不耐烦,反而帮我一枚一枚认清楚:penny、nickel、dime、quarter。她教得认真,像在教自己的孙子。
临走时她说:“欢迎来到美国,孩子,祝你好运。”我至今记得她手背上的老年斑和那句发音缓慢的祝福。
后来我搬进一个老社区,第一天邻居鲍勃就端着一盘刚烤好的曲奇来敲门,说他家车库里有全套工具。我的车后来坏了两次,都是他趴在车底下帮我修的,一分钱不收,还搭进去两罐机油。
我搬家那天,来了七八个邻居帮我抬家具。有人开着皮卡帮我运床垫,忙到天黑。我请他们吃饭,一个都不肯去,最后每人抓了一把我顺手买的甜甜圈,笑呵呵地散了。
这种事情,十二年里我遇到太多。
我发高烧的时候,同事琼娜开车四十分钟送我去急诊,在候诊室陪了我四个小时;我的公司差点因为一笔坏账垮掉的时候,老客户迈克尔主动提前付了半年的合同款,说:“兄弟,先撑过去再说。”
我在德州那几年,有一年感恩节我无处可去,隔壁的墨西哥裔家庭硬是把我的盘子塞满了火鸡和红薯泥。
你说美国人冷漠,我不认。
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美国人常常热情、慷慨、守信、讲规矩。捡到钱包会想方设法物归原主,排队绝不插队。Charity run、food drive、社区义卖,参加的人比比皆是。教堂里给流浪汉发汤的志愿者,很多是真心实意、风雨无阻的。
这份小义,我不但见过,还受过惠。谁要跟我说美国人都是坏人,我第一个不同意。
但是,也正因为我在那里待得够久,我看到的东西就慢慢变了味。
小义像毛细血管,一条条都通着人心;可你顺着这些毛细血管往上走,走到主动脉的时候,会发现那里空着。
美国人的善意停留在“我眼前这个人”为止。一旦对象从具体的人变成抽象的人,从邻居变成陌生人,从本社区变成别的社区,从本国人变成别国人,那份善意就断了电。
我给这个现象起过一个名字,叫“车库里的圣人,大街上的盲人”。
在自家车库门口,他可以是全世界最好的邻居;可同样这个人,投票时会坚决反对给穷人扩大医保,会支持砍掉学校的免费午餐,会在公司裁员方案上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同事的名字。
鲍勃,就是那个帮我修车的鲍勃。有一年聊起社区里一个付不起医药费、等死的流浪汉,他耸耸肩说:“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他的自由。”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
这个愿意花一个下午免费帮我这个外国人的好人,对三条街之外一个人的死,无动于衷。他不是装的无动于衷,他是真的认为,那不关他的事。
不但不关他的事,而且如果政府拿他缴的税去救那个人,反而是一种不义,是抢劫他这个勤劳者的钱去奖励懒惰。
我在那一刻第一次明白,美国人的义,是有边界的。边界画在“我认识的人”和“我不认识的人”之间,画得清清楚楚,一刀切下去,泾渭分明。
后来我招人管人,看得就更透了。
我的公司小,同事们之间关系好得像一家人,谁家孩子生病大家轮流顶班,谁失恋了全组人陪他喝酒。
可是那年行业寒冬,我必须裁掉四个人才能保住剩下十几个人的饭碗。我去请教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企业家前辈该怎么办,他教我的方式让我脊背发凉。
他说:“你要在周四下午四点通知他们,让他们收拾东西立刻走,因为数据显示当场离开的员工回头搞破坏的概率最低;你要给他们的遣散费精确到法律规定的下限再乘以一个保守系数;你要在他们离开前收走门禁卡,哪怕这意味着你得假装看不到他们眼里的屈辱。”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静,像在讲高尔夫的挥杆技巧。
最讽刺的是,这位前辈每个月都给非洲儿童捐款,办公室里挂着他和慈善机构孩子们的合影。散会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生意是生意,同情心留到教堂去用。”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公司坐到很晚。
我终于想明白,美国的这套文化里,仁慈被小心地封装进了“私人生活”这个盒子里;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进入市场、进入政治、进入分配,盒子就被贴上封条:那里只讲契约、讲竞争、讲你死我活,讲不得义。
个人层面越善良的人,在系统层面反而越能心安理得地冷酷,因为他已经把义捐给了教堂和非洲,账户清零,剩下的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铁石心肠。
小义成了大义的赎罪券。
再往后,我见到的画面就越来越刺眼了。
疫情那两年,我在奥斯汀。我亲眼看见超市门口为了“戴不戴口罩”吵到动手的陌生人;亲耳听到我的邻居,一个平时见谁都笑呵呵、每年义务给社区游泳池做维护的大叔,在市政听证会上拍着桌子说:“我的自由比你们的命重要。”
台下掌声雷动。
他不是恶人,他给我家孩子送过冰淇淋。可是当他一个人的“自由”和其他所有人的“活着”放在天平两端时,他选择自由。不但自己选,还愤怒地逼着所有人跟他一起选。
那段时间我每天看新闻里跳动的死亡数字,再看窗户外面照常烧烤派对的邻居们,我第一次对“有同情心的民族”这个说法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一个连口罩都容不下彼此的民族,他们的同情心到底能延伸到多远?
答案是:延伸到自己人看得见的范围为止。
养老院死几千个老人,不如股市跌三个点让人揪心。疫情后期更荒诞,各州抢医疗物资,联邦和州互相甩锅,富豪插队打疫苗。
最后统计下来,死的人里老人、穷人、有色人种占了绝大多数——这不是天灾挑人,这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本来就没打算把这些人当自己人保下来。
死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这条“我们”和“他们”的线,才是理解美国的那把钥匙。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说,因为刺得最深。
有一年,公司里一个黑人清洁工大姐在我办公室外哭,她女儿在一场枪击案里没了。
全公司给她捐了款,老板特批了带薪假期,人人见到她都拥抱她、安慰她,真诚得让人心软。
可是三个月后,同样的这些人,在竞选中一边倒地支持一个反对任何形式枪支管控的候选人。
我实在忍不住,问过其中一个关系最好的同事:“你不觉得矛盾吗?捐钱的时候是真心的,投票的时候也是真心的,可你们的票正在制造下一个哭着的母亲。”
他想了很久,给了我一个特别美国式的回答。
他说,管控枪支侵犯的是所有人的权利,而枪击死掉的是少数不幸的人,不能为了少数人牺牲原则。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咀嚼了很多年。
一个人数千年文明史里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大概都会觉得荒谬的取舍——原则高于人命——在这里却是常识,甚至是不容置疑的道德律令。
把个人权利绝对化到神龛的高度,任何人命、任何集体、任何长远的好处,都无权要求它让路。
可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意义,不就是让人们能活下去、活得好吗?
当“义”被定义成“我坚持我的”,而不是“我们照顾彼此的”,那么这个义再响亮,也只是小义,是每个个体的小算盘上最漂亮的那颗珠子,永远滚不成一张网,兜不住从任何高处坠落的人。
后来我又看到了这套逻辑在更大尺度上的表演。
我有个客户是退役的军工承包商,酒喝多了会跟我讲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他讲起当年他们车队路过村庄,按规定要给当地孩子发糖、发文具,士兵们掏自己腰包买,发得特别真心。
可是聊到那些村庄后来被无人机误炸、聊到几十万人流离失所,他语气一转:“那是为了更大的善,是必要的代价,是他们在那片土地上不得不做的选择。”
我问他,如果是美国的小镇被这样“必要的代价”反复碾过二十年,你还说得出口吗?
他沉默了几秒,说:“可那不一样,那是美国。”
就是这句“那不一样”,让我彻底断了最后的幻想。
对内,小义无处不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外,大义从来不曾存在过,因为“外面的人”根本不在义的适用范围里。
干涉别国、扶植强人、制裁封锁、把别的地方变成废墟,回头照样能心安理得地在感恩节饭桌上感谢上帝赐予的和平生活,中间没有任何一道裂缝,因为他们的义里压根没有给“外国人的命”留位置。
我在美国见过的每一个善良的面孔,都是这套体系的本地版本;而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是同一张面孔的全球版本。
义,只及本乡本土,只及看得见的邻居,只及本国人——这样的义,规模再大,也仍然是小义。
真正的大义是什么?
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把“人”当作最大的范畴,而不是把“我们”当作最大的范畴。
这个区别,不是人种的差别,是文明的差别,是几千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几百年“个人神圣不可侵犯”之间的差别。
离开美国前,我请鲍勃吃了顿饭。
我跟他说了这些年的观察,说你们美国人真是奇怪,一个个好得不得了,合起来却常常冷酷得吓人。
鲍勃嚼着牛排想了半天,说了一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
“也许因为我们从来不需要一起活下来,我们只需要各自活得好。”
从五月花号靠岸那天起,这块土地上讲的就是个人奋斗、个人救赎、个人与上帝单独结账的故事。社区是自愿的俱乐部,国家是收保护费的物业公司,凡是要拿个人的东西去换集体的好处,都要先问一句“凭什么”。
凭什么呢?他们没有答案。
而没有这个答案的社会,再富裕,也织不出一张把所有人都兜住的大网,只能撒出一把一把各自手里的小米,喂饱眼前这张看得见的嘴。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舷窗下面洛杉矶连绵不绝的灯火。每一盏灯下面,想必都有鲍勃那样善良的人,正把自家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给隔壁刚搬来的陌生人送去一盘热乎乎的曲奇。
十二年了,我感谢过他们很多次,以后也会一直感谢。
可我也终于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出那句话了:
美国人有小义,而无大义。
小义让他们可爱,无大义让这个国家可怕。
可爱是灯,可怕是灯下面的大地。
灯越亮,越照出那片大地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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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是对华鹰派联合媒体在中期选举合谋猎杀英伟达和黄仁勋,但是媒体发表的标题文章味道越来越奇怪,充满了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现在发现他们都只是台前的打手而已,不得不让我重新审视最早纽约时报发表间谍新闻的记者 @AnaSwanson ,为什么对那么显而易见荒谬的线索高举高打,直到我检索了她过去里面,所有关于 ai 关于芯片科技关键新闻稿件以及深度报告中的重复核心信源,了解媒体工作的一定熟悉不是非常紧密和信任的关系不会信这么长期高频次的联络采纳其观点,你们猜我发现了谁—Jack Clark。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政策主管 / Anthropic Institute 负责人
我尝试了一圈,也试图做过工具。最后的结论是:你只需要 notion。
用的 AI 越多,越值得做一件事:给自己建一个 Personal Database。
你喜欢什么表达方式、项目做到哪一步、为什么放弃某个方案、哪些资料值得反复使用。
这些信息如果散落在十几个聊天窗口里,每次换工具,都可能要重新解释。
如果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资料库,让不同 AI 按需读取,过去的工作就能被下一次任务无缝承接。
整理了一份入门清单:概念、5 个工具、搭建方法和隐私注意事项,建议收藏。
1. Personal Database,具体存什么?
在 Next Token #009 中,杨攀谈到了个人工作内容和成果的持续积累。归藏则介绍,自己将多个 Agent 的上下文、聊天过程和产出汇总到 GitHub。
他用了「上下文劫持」这个说法,但节目没有展开具体接入机制,不能仅凭这句话还原他的实现。
不过可以借鉴的方向很明确:让不同工具的工作,沉淀到同一份可以持续使用的资料里。
从实用角度,可以先存四类:
• 稳定偏好:写作风格、常用格式、明确的禁忌。
• 当前项目:目标、进度、约束、下一步。
• 决策记录:选了什么、为什么选、什么条件下需要重看。
• 可复用成果:资料索引、研究结论、模板和对应来源。
尤其值得存的是「为什么」。最终版本告诉 AI 你做了什么,决策记录才能帮它理解你的取舍。
2. 五个工具,分别解决不同问题
① Basic Memory:适合想自己掌握资料的人。
用 Markdown 文件保存知识,通过 MCP 让兼容的 AI 工具读写。支持本地运行,文件也能直接查看、编辑。
适合把资料库做成长期可迁移的底座。
basicmemory.com/docs
② MemoryPlugin:适合经常切换 AI 的人。
提供跨多款 AI 工具使用的记忆层,减少反复搬运个人背景和偏好的麻烦。
需要留意:它是云托管服务,官方说明并非端到端加密。
memoryplugin.com/
③ Screenpipe:适合经常找不到「刚才看过什么」的人。
记录本机屏幕内容和音频,帮助检索电脑上的活动历史。开启前,要先设置哪些应用、窗口和声音不应该被记录。
screenpipe.com/
④ Recall:适合阅读、看视频和做研究较多的人。
把文章、视频、PDF 等整理进知识库,支持总结、问答和 Markdown 导出。它更偏向内容收藏与复用,知识库存储在云端。
recall.it/
⑤ Vana Personal Server:适合关注个人数据可携带性的人。
它希望让用户持有数据,并通过授权和 MCP 等方式让其他应用使用。方向很值得关注,但官方介绍仍称其为 Beta。
vana.org/blog/own-your-ai-me…
总结一下:
想掌握文件 → Basic Memory
想跨 AI 共享记忆 → MemoryPlugin
想找回电脑活动 → Screenpipe
想整理阅读资料 → Recall
想探索个人数据服务器 → Vana
3. 快速搭建原型
建一个文件夹,放四份文档:
• 个人偏好
• 项目进度
• 决策记录
• 资料索引
然后做 2 个动作:
• 任务开始时,把相关资料交给 AI。
• 任务结束时,让 AI 整理值得保留的新信息,自己确认后再更新。
可以直接用这段提示词:
「请整理本次任务值得保留的信息,包括已确认的偏好、项目进展、重要决策、来源和下一步。区分事实、推测与建议,标注日期;不要把临时要求当成长期偏好。先给我审核,不要直接覆盖原记录。」
手动跑通之后,再考虑 MCP、自动归档和多 Agent 协作。
MCP 负责连接工具与数据。但哪些内容该存、何时更新、冲突怎么处理,仍然需要设计。
4. 三条隐私底线
▫ 密码、API Key、验证码不要混进普通记忆库。
▫ 本地保存不代表调用云端模型时数据不会外发;私有 GitHub 仓库也要限制访问权限、另做备份。
▫ 屏幕和音频记录可能涉及同事、客户和家人。先划清记录范围,需要时取得同意。
资料也要定期清理。过期偏好、错误结论和未经确认的推测,留得越久,越可能影响后续判断。
个人数据,或者说上下文,是以后最有价值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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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火 retweeted
[1/n] 作为这场训练“投毒”事件最直接的受害者,2024年那几个月漫长的训练排查、对峙与质疑,对我而言是一段炼狱般的经历,也是一场对意志和技术的锤炼。
感谢好友们最艰难的时候支持陪伴。也感谢当时所有并肩作战的同事们。
比如看到宝玉评论这一篇文章,直接让 Bot 去把这个系列去找出来。这样的需求不会有人去做 app,但是正是这些大量的长尾需求,会让 agent 迅速积累初期用户。
nitter.cf/dotey/status/211275877…
fin 的 AI 半导体终局推演系列都写到 4 了,这次讲的核心问题是:DeepSeek 这类谁都能下载的开源模型越来越便宜,OpenAI、Anthropic 会不会赚不到钱、没钱买 GPU?
fin 认为不会。
第一个理由:价格降,成本降得一样快。
每代新芯片让同样的电多产出约一倍的 token,软件优化每年再砍一半成本,利润率守得住。1GW 数据中心跑旗舰模型一年能卖 800 亿美元,硬件摊销每年只要约 80 亿。
第二个理由:便宜模型和旗舰模型是两个市场。
开源只能在低端打价格战,旗舰层只有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争,价格稳。
第三个理由:开源占 token 用量 20% 以上,按实际花的钱只占 5% 到 10%。
模型越强,能接的长任务越多,需求还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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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是疫情之前,一个明亮的午后,我面试了一位濒临崩溃的候选人。
那时候面试还都考算法题。他面对我给出的 LeetCode 原题,盯着屏幕愣了五分钟,然后低着头很沮丧地问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说着说着又开始吼起来。
起初,我就像那个 AI 面试官一样,保持着所谓的“专业姿态”,但我逐渐注意到他的一些异常。再这么下去,会出事。
我把面试内容推到一边,开始和他聊天。听他抱怨前公司是如何对待他的,这几天面试的经历是多么难受,无意义的面试内容让他愤怒 …… 整整一个小时,他在网络那头发牢骚、谩骂、发怒、痛哭,最终慢慢平静下来。
“如果我们不是在面试,”他最后说,“可能会成为朋友吧。”
我祝他好运,结束了会议。
然后我打开面试系统,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到了最终结论一栏,我选了,
Strong No Hire
一个男人参加 AI 求职面试,全程用莫名其妙的语言胡说八道。AI 女面试官刚开始还努力保持职业微笑,几轮下来终于忍不住了,直接开始训斥他:「你简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随后宣布结束面试。
Greenhouse 今年调查了包括 1200 名美国求职者在内的 2950 人。63% 的美国受访者经历过 AI 面试;在经历过 AI 评估的美国求职者中,70% 表示企业没有提前明确告知。更离谱的是,51% 的美国 AI 面试参与者在接受调查时还没有得到面试结果。
AI 正在让企业拒绝一个人的成本越来越低,却没有让一个人寻找工作的成本同步下降。
过去,企业安排一场面试,至少需要一个 HR 或业务负责人拿出半小时。现在,企业可以同时让成千上万人接受 AI 面试。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求职者却依然要准备、回答、等待,甚至连自己究竟因为什么被淘汰都不知道。
当面试的边际成本越来越低,企业可能会越来越随意地发起面试,也越来越不在乎每一个具体的求职者。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AI 还为这种权力不对等披上了一层技术中立的外衣。过去面试官的偏见和傲慢,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个具体的人。现在,评价标准藏在系统里,求职者很难知道是谁制定了规则,又该找谁质疑结果。
AI 本来可以让招聘更公平,但如果企业只想着降本增效,最终自动化的恐怕还有对人的敷衍。
所以视频里最精彩的地方,是那个 AI 面试官真的生气了。
人类发明了一个永远不用找工作的东西,然后让它学会了嫌弃找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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