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教授，股票、歷史、政治、經濟、商業、科技 &「普通人的自由主義」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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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還在台灣上班的時候，去馬來西亞看過一次子公司，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有些事記憶很深刻，但現在的馬來西亞當然不一樣了，所以很可能已經不是我記憶裡的馬來西亞。子公司總部在吉隆坡，KL的機場在那時很新很漂亮，但在機場接機的馬來西亞人，穿著卻和環境和不搭配，完全和韓國相反，金浦機場很破舊，但韓國人很光鮮亮麗。當然，我們知道硬體的進步，可以很快，只要有心，也很容易，所以仁川機場一蓋好，KL就比不上了。
吉隆坡的子公司，狗皮倒灶的事一大堆，華人同事要爭搶業績，弄到找印度人來黑巷裡偷偷打人。財務爛帳一大堆，公司文化老舊不堪，性別歧視嚴重，總經理在飯局裡吃我們總公司同行同事的言語豆腐，可惜老總不知道他惹到什麼人，因為這個吃豆腐，後來掉了工作。吃完海鮮酒樓的大餐，男同事就被一車載去酒家，在一堆女陪侍中，猛灌酒，完全是惡質的吃公款文化。第二天享受完飯店的早餐buffet，這可能是我看過最誇張的早餐，我連滾帶爬地上飛機，去了檳城。
檳城在印度洋邊上，華人很多，海灘很長很漂亮，所以很多白人在檳城渡日子。子公司的經理Peter，和KL那些鳥業務，完全是不同文化的人。Peter在台北的時候，我帶他去星巴克買咖啡，他看到這麼多人在星巴克讀書，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到檳城，他沒帶我去星巴克，他帶我去文昌廟！文昌廟裡有圖書館，裡面滿滿的都是華人子弟在讀書，Peter很得意地告訴我，「這才是讀書的地方」。
Peter沒帶我上酒家，也沒吃高級館子，只有我一個人飛檳城，所以一對一的相處，蠻好。Peter中午叫麵到辦公室給我們兩個人吃，一邊吃，一邊談公事。送麵的拿來的是那種傳統的木提盒，沒有什麼免洗餐具，彷彿一下時光倒流幾十年。又是文昌廟，又是木盒打菜，真是「禮失求諸野」。黎智英以前寫過，因為有錢的華人人口沒有像香港那麼多，高級餐館在檳城這種老華人聚居的地方做不起來，東南亞的真正好吃中餐，通常都是大戶人家裡長期聘用的大廚做的，你要讓人帶進大宅裡，才有機會吃到名菜。可惜Peter只是個打工的經理，也沒機會帶我去見識老錢豪門，但檳城因為Peter的關係，讓我印象極好，只是兩個男人一起在海邊散步，有點好笑就是。
美國財長貝森特在週三進行少見的政策干預，他拿錢去買長期債券，把公債長期利率壓下不少。在1914年以前，美國有近百年沒有中央銀行，很多現在中央銀行做的事，當時都是由財長進行，所以貝森特像央行總裁一樣干預了債市，在市場操作上，不奇怪，但如果配合新任聯準會主席Kevin Warsh的改變來看，央行主動及被動地把市場影響力交出去，是美國貨幣金融史一個新頁的開始。
這個新頁，在於把之前學界的Fiscal dominance裡論，具體化。央行控制貨幣供給及利率水準，這是眾所週知的表定工作，但fiscal dominance的理論是說，行政部門的財政政策會擴張到導致央行的貨幣政策失效。以Covid疫情期間的景氣刺激政策為例，美國的行政部門在兩個總統任內，發出史出未見幾兆美元億規模的現金給民眾，這錢哪裡來呢？財政部要短期內拿現金出來，一定是到債市發國債，但在當時，有哪個機構有這個錢買美國公債？只有中央銀行。所以美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在短短時間內，暴增數倍，印出來的現鈔是央行的債務，拿去買財政部發的公債，變成央行的資產。聯準會只能防衛財政部來的攻勢，如果不買財政部的債，那利率會暴增到景氣立刻陷入大蕭條的情況，所以央行只能一直買公債，壓低利率。也就是說，貨幣的供給，當時是財政部說了算。
當然，事過境遷後，聯準會又把發球權拿了回來，把美國公債釋了出去，拿回美金現鈔，減少了貨幣供給，但央行還是在防禦，但防的是通膨。這個防禦的工作，是所有總統都痛恨的央行政策。在川普的眼裡，利率降低有很多的好處，一是股市和經濟可以繼續高升，減少戰爭對經濟的衝擊，二是低廉的利率，也可以讓則政部的利息支出得以降低。在川普看來，通膨的威脅早過了，關稅沒有影響，石油的衝擊也是短期，前任主席Jay Powell一個老頑固，不願意配合降息，川普讓他穿盡小鞋，也還是不讓步，好不容易讓川普提了新的聯準會主席，當然要有新的作為。
現在Kevin Warsh宣佈能不公佈決策過程就不公佈，而且要華爾街來給他金融市場的訊息，而不是央行來影響金融市場。這個方式，對許多新入金融市場的大小朋友，是一個從來沒聽過的變化，但這是葛林斯潘前的央行標準程序，是葛林斯潘太入戲演出，而讓過去四十年的央行總裁一言一行都變得太過重要。我是比較喜歡央行在背景裡當一個重要，但不參與演出的角色，所以現在的回復舊規，不見得是壞事，我們可以讓川普和貝森特好好試一試fiscal dominance，讓他們好好試試這個理論。但如果兩個危機之一發生，央行就要積極跳入處理。一是金融風暴，二是通膨失控。短期內，這兩危機都應該不會發生，所以讓貝森特來把利率壓低，應該是好事一件。只不過，美國政府欠太多錢了，貝森特可以再拿錢出來買長債、壓利率的彈藥，可能不多了。
普發和消費券不一樣，不是為了刺激景氣，所以不用管乘數效應，而且既不是借錢，也不是印鈔來支付，所以通膨的負面效應也不大。普發很單純就是台灣的經濟太好，稅收多到用不完，沒有一個國家不希望有這個問題。我基本上贊成普發，雖然我也拿不到就是了。
不分財富差距，全民皆發的方法，在課稅方法上算是「進步」的，也就是說窮的人佔了相對大的便宜。這是普發的一大好處，一萬台幣對有錢人來說，有跟沒有一樣，但對升斗小民的生活，不無小補。如果說今天台灣多徵的稅收，不用普發，但用減稅的方式，回饋給民眾，那也是繳的多的人，退的多，和普發比，比較沒有財富重分配的效應。
但如果要把錢給民眾，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趁機推動一些政策？比如說，不要普發，但給生小孩的年輕父母更多的補助，藉此提高生育率？又或者是拿這些錢來補助年輕人住房，或是創業？推動政策當然可以用財稅手段，但根據我的觀察，這些政府的補貼政策，最後經常變成維持管理人員的尾大不掉機構。誰來發這些錢？誰來審核？不都得僱用公務員來維持，這些花費，就像是滲漏一樣，一點一滴地把稅收吃完，吃完了超徵稅收後，轉頭就開始要編入經常預算。不然你以為加州為什麼那麼好心，給非法移民保健保？為什麼那些左派政客那麼喜歡搞社會住宅？利人又利己，何樂而不為？
所以普發退稅，一翻兩瞪眼，不用擔心長期的官僚組織肥大後遺症。
但如果超徵稅收不要花掉，也不要普發，為了國家的未來，把錢存起來，不是也比較好？如果台灣管理國家財富基金的政客和官僚，像挪威管理石油財富盈餘的官員一樣公正無私，且有遠見，也許可以考慮存起來當國家財富基金，但有一罐糖在那裡，你期望叫一個小孩來看管，而糖果不會不見？沒有被偷吃掉，也會被冠冕堂皇地在緊急時刻，甚至不緊急時刻，拿去花掉，也可能又被政客以其它私利理由，隨意挪用。既然有可能被濫用，那不是先退給民眾比較好？
還有一些人，覺得超徵稅收，應該拿去投資，尤其是基礎建設，錢才不會被浪費。但千萬不要拿一次性的天降財富，去搞需要長期規劃、經營的基礎建設。加州政府向聯邦政府要了幾百億經費蓋高鐵，歐巴馬像聖誕老人一樣，錢發了，一個屁也沒蓋出來。再不然你看台中，中央政府也像聖誕老人一樣，預算追加了不知道多少，到現在台中捷運通車還是遙遙無期。基礎建設是要長期盯下去的，不然錢就像肉包子打狗一樣，經常有去無回。你把超徵稅收拿去基建，這些吃人不吐骨頭的工業綜合體，豈有不把你吃乾抹淨的道理？
超徵稅收不可能是經常性的，沒有人天天在過年，沒有一個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可以一直這樣一年二位數的成長率，所以普發的特例性，是相對較好的解決辦法。要避免罔顧國家未來的在野黨漫天開價的加碼，制度化的主動發放，每超徵多少，就啟動普發機制，應該是比較長期的解決方法。
前面說過我們學校的那個覺醒女牧師，我還有和她交手過一次，更確定她是個左派激進份子。美國的私立學校分兩種，有錢的和沒錢的。有錢的學校，通常發獎學金是看需要，而不是看成績。每一個能唸長春藤等級學校的學生，程度當然都很好，學校除了少數特別捐贈的獎學金外，多半不看成績發獎，另一方面，為了強化「社會階層流動」，所以好的私校，通常窮人唸書不用錢，有錢人則要付全額。敝校是沒有錢的那種，所以發獎學金，反而看成績，想用錢去收買一些程度好一點的學生。有的獎學金很大方，學費、住宿費全免，所謂的full ride(或稱free ride)。
有一年我給找去當多元化獎學金的評審，這獎的頭一名獲獎，就是full ride。我們由教職員和校友三人主持的這個小委員會，就可以給一個頭獎，再加幾個小一點的獎，這些獎，是給還沒來唸的新生，因為是full ride，幾乎給出去，就會來唸，所以學校和學生都很慎重，還會付飛機票錢讓學生來面試。我們三人小組，非常仔細地看資料，問學生，並且認真討論，看到一個個高中生的不同背景，為了獎學金寫的小論文介紹他們自己，有點開眼界的感覺，算是有趣的一個差事。
面試了幾個人之後，下一個就要輪到一個德州來的的黑人學生，在面試前，牧師進來和我們聊了一下，說接下來的這個學生的經歷很感人，是一個德州校友發現的，很有資格拿這個多元化獎學金。這黑人沒有爸爸，媽媽也因為吸毒，所以沒有養育小孩，小孩住過流浪漢的庇護之家，也在寄養家庭之間流轉，學上得不好，但很認真，沒有變壞，有打美式足球，教練說資質不錯。牧師意思是，如果可以，給他full ride，讓他人生有一個翻身的機會。我們就一個勁地點頭，但我們一看資料，一問學生，就知道不妙。學生的ACT只有14分，這是非常低的分數，ACT是和SAT同等地位的標準考試，全國平均是19，沒有考個 33、34以上，藤校不用想。再問學生一些基礎的數學問題，完全答不出來。沒辦法，因為選拔標準裡，有一項就是學業成績，這項算下去，就把他的分數拉下來。我們最後把頭獎給了個亞裔，被白人領養的那種，而把二獎給了黑人學生，兩個成績實在差太多。
審核結束的時候，牧師衝了進來，「你們怎麼沒有給德州學生頭獎」？吵了很久，原來她和校友，應該已經承諾了全獎給他，因為這學生在她眼裡，就是那種DEI最合格的學生，我們怎麼會無視他的黑人膚色？我們小委員會沒有讓步，你有本事去改審核標準，只要標準在那裡，我們就按規章來。她怒氣沖沖地走了，好像去幫學生又要了一些錢，但學生最後去了別的學校。我想也是，在那個「瘋狂的覺醒1.0」時代，多的是學校要表態挺黑人學生。
我後來就沒再被邀請去審核這種獎學金，我們專門打壞人家好事的，當然要列入黑名單。奇妙的是，牧師可能覺得我們學校還不夠覺醒，她也走人了。
我很少有機會和中國人同桌吃飯，但每次都觀察到中國人都還是拿著自己的筷子往大盤裡夾。在和兩個不同的中國學生吃飯的時候，我很自然地向服務生要湯匙放在中間公用，兩個學生的女朋友，不約而同都有注意到我的舉動，所以都很自然地改用公筷母匙，但她們的男朋友都沒有。
現在的台灣人吃大桌菜已經沒人不用公筷母匙，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但小朋友不知道，這個改變不過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因為我記憶非常清楚小時候政府推行的這個運動，還取了這個「公筷母匙」的口號，一開始應該是為了避免A型肝炎之類的傳染病流行，但整個台灣社會一下就改了過來，我想不用公筷母匙的人，應該都很快被指責而順從。
「全部用公筷母匙」和「全部不用公筷母匙」是兩個不一樣的均衡結果，一個社會，不可能有處於中間的情況。我學生的女朋友們，如果從那天開始，要在中國人彼此的聚餐要求用公筷母匙，你猜會有什麼結果？老子管你的，我愛把筷子插在菜裡，怎的？我覺得上海這些大城裡的中產階級，如果要推動公筷母匙的運動，應該接受度很高，但問題是上海不是只有上海的中產階級，上海有沒錢的人，上海有鄉下來的人，上海還是在中國，一群中產階級擺姿態學當上等人，能擺多久不被嘲笑、破壞？
這也是中國人一定要插隊的理由，排隊和插隊的兩個均衡，中國人很無奈地只能選插隊。
我把我手上的寶可夢卡牌賣給你，告訴你這卡牌以後會漲價，你聽了很興奮，買了卡牌，等漲價。我轉頭又印了一堆卡牌，告訴你，這些卡牌以後還會更值錢，你想要賺更多的錢，就把手上的現金通通交給我，來買我的卡牌。我的荷包滿滿，但我又加印了更新一代的寶可夢，更漂亮，以後會漲更多，問你要不要買。什麼，沒錢了？你可以找銀行借！什麼，信用額度都用完了，銀行不借？沒關係，你告訴銀行，你手上這些寶可夢卡牌，很值錢，你可以抵押來借錢，而且你也不是把貸款花掉，你買的是值錢的卡牌。什麼，銀行不覺得這些卡牌以後會增值？沒關係，我來和銀行談，我有很多錢，我跟銀行擔保，如果寶可夢卡牌幾年後沒有這個價值，我負責給銀行差額，這樣銀行就可以借你更多的錢，來買我新印的寶可夢卡牌！這大概就是很多看空輝達股票的人，心裡想的「循環投資circular financing」，用來描述輝達最近和華爾街談的五千億借貸平台，剛剛好，他們認為輝達的GPU，和老鼠會的詐騙沒有什麼兩樣。
當然不一樣。股票估值的方法有千千萬萬種，但多半不離一個基本原則，「越賺錢的公司，越值錢」。寶可夢卡牌和比特幣一樣，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因為他們沒有產生財富，「沒有賺錢」，賣寶卡夢卡牌的公司，當然有賺錢，但如果產品本身沒有財富的價值，那當然像老鼠會一樣，紙牌屋隨時會倒塌。這也是為什麼Coinbase這樣的公司，沒有什麼前景，不要碰比較好。
輝達的GPU不是卡牌，也不是比特幣，但是不是會變成黃仁勳說的「AI工廠」，我們不知道。但現實是GPU供不應求，而供不應求的原因，不是炒作，不是囤積，而是真的算力滿載地在使用，Anthropic到處找GPU，SpaceX和谷歌都先把算力給了Anthropic。Anthropic兩年內就會達到二千億美元的營收，OpenAI應該也相去不遠，他們買GPU，他們借別人的GPU算力，都是像寶可夢卡牌一樣，只是放著囤貨嗎？不是，因為這是全世界最快達到十億用戶的產品，我付錢給ChatGPT，不是跟著別人湊熱鬧，而是每天都真實地需要AI來幫忙。特斯拉的自駕每天載著我跑來跑去，背後也是輝達晶片在訓練這些模型。這些AI晶片的需求，都是真實存在，既不是dot com泡沫的本夢比，也不是地產風暴的房貸包裝再包裝，對於現在做空AI的瘋子，像Michael Burry，我祝他們好運，但我一點都不擔心現在是AI泡沫，至少還不是時候看空。
因為微軟執行長Satya Nadella在法說會提到了1873年一書，讓科技圈一時注意到AI和十九世紀內戰後美國的鐵路瘋狂建設時期有極為相像之處。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比較，Nadella有點是向世人示警，要注意不要重蹈覆轍，鐵路的建設，的確是百年一見的生產力躍進，縮短了人們交通的時間和空間，擴大了市場，產生了更多生產的可能性，對美國財富的提升，長期生產力的加持，有跨時代的影響，把AI比為鐵路，有其意義。而鐵路的建設，相當昂貴，如果沒有像中國蓋高鐵一樣，把國家搞破產也要蓋，只靠私人建設的話，需要極大的資本市場投入，甚至是要先預支未來一樣的投入。的確，1873年一書，講的就是美國的鐵路建設狂潮，如何把股市和債市的資金，吸得一乾二淨，但最後把鐵路大亨和銀行一起弄垮的故事，甚至造成了在1929年之前，美國所經歷過的最大經濟蕭條，多年無法回復。鐵路後來的確達到了泡沫時期的預言，的確改變了美國，促成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但最早投入鐵路建設的投資人，全部被清空，發了美夢，但沒有賺到錢。
輝達現在賣了這麼多晶片，台積電還不斷地擴張，記憶體三雄也抓著這個世紀難見的契機擴產，然後上游的協力廠商，下游的數據中心，通通在擴充，然後核心的Anthropic和OpenAI瘋狂地發股票，一邊募資，一邊求材。退一萬步說，AI的需求，完全不虛假，但鐵路也是這樣不虛假，只是先期的乘客、貨運量完全無法合理化鐵路在資本市場要的本益比，現在的AI也是這樣，就算Anthropic和OpenAI，兩家每年都可以做兩千億的營收，然後把營收通通拿去買輝達的晶片，而且通通不要分給上下游廠商，那還是無法合理化輝達五兆美元的市值。從這個角度看，把AI比為鐵路，而要投資人小心，是正道，但我還是要講一句金融市場最可怕的話，「這一次不一樣」。
人類社會對交通方便的需求，會隨著路網越大，而自然變得更多，因為原先的不可能，化為可能，這個時程很長，唯一加速的方法，就是把路網瘋狂地蓋下去，但這個加速的過程，不但受限於資金，還受限於材料，更受限於中國苦力和歐洲新移民的數量，沒有人去蓋鐵路，就沒有鐵路。另一方面，AI的需求，也像鐵路一樣，越多的建置，就會產生越多的新可能，製造出更多的需求，但和鐵路不一樣的是，瓶頸不在於物理限制，甚至不在人口數。鐵路的乘載，有一個人口的天花板，但AI沒有，我們已經看到AI代理的驚人需求，AI代理完全不受限於人口數。而AI更驚人的能力在於，我們在生產智能，可以解決問題的智能，這個智能跨越到幫我們解決物理限制的日子，早就來了，智能加乘的速度還會加快。黃仁勳畫出來的美麗未來，不一定是作夢。
然而就算AI美夢再美好，再真實，泡沫一定會到來，那是人性，但不是今年，也不是明年，現在壓空方，不智。長期利率還沒掉下來，資金還不算真的投入AI建設，我們現在是dot com泡沫的1994或是1996，連1999都還沒到，不怕。
紐約的聯邦眾議員，新一代民主黨領袖，非常被看好選總統的AOC，最近說Woke 1.0，即第一代的「覺醒運動」，有點瘋狂。所有人都說她這是為了選總統舖路，往中間靠，和過去的激進左派切割。我是不買單這種輕飄飄地改寫歷史，把責任甩到一邊的政治變色龍行為，而且「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種社會運動起家、沒幹過什麼實事的傢伙，豈有一夜清醒的可能？
但我是想提一下Woke 1.0有多瘋狂，講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大概是歐巴馬任期的最後，左派得勢，但看著川普的MAGA興起，有新的敵人出現，鬥志因此高昂，不斷地推動新名詞、新話語、新運動。有一次參加一個給大一新生的座談，學校的牧師主持，好些個高年級的學生，在台上分享大學經驗。一開始，牧師就介紹她自己，「我是直女cis woman」，女牧師在美國的各宗基督教派裡不稀奇，稀奇的是「覺醒」的牧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is這個用法，當然是不懂，但接下來就有學生一個個說cis man，cis woman，牧師大概是看在座老人聽眾一臉胡塗，她就解釋cis就是相對於trans，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不一樣，為了尊重變性人的權利，我們要在公眾場合初次見面，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一個尊重的開始，這世界太多恐變性人的自大、偏見，我們要先從正視這個不同開始。
非常冠冕堂皇的一段話，誰想當自大、偏見狂呢？多數人不會在意他人的性別認同，這種要求「必也正名乎」的宣言，看起來也只是麻煩，而不是問題。但覺醒左派，不是只要喊喊口號，他們要的是真實權力，要鬥倒反對他們意識型態的對手。對手是誰呢？保守派，信教很深的那種，一來有些宗教狂熱人士，真的很愛管人閒事，很討厭，二來，覺醒派也深知，在名稱或是廁所的議題上，吵一吵，保守派就會受不了，就會有過激行為，那覺醒左派就有藉口出征，就可以像紅衛兵一樣，開批鬥大會。多少知名或是不知名的人，在那一段時間，只是因為沒有表態或是表錯態，就被cancel，「身敗名裂」。
而且，就像紅衛兵鬥爭一樣，不要變成鬥爭犧牲品的一個方法，就是衝到最前面，取得最大的話語權，也許是希望不要變成被鬥的對象，也許就是好鬥的本性，越鬥越興奮，越起勁。
那場座談會讓我最吃驚的不是直男、直女的稱謂，而是有一個女生，介紹自己的時候，說她是醫生開過證明的「智障」，mentally retarded。What?我心裡大叫，這沒問題嗎？學校的標準已經降成這樣，醫生證明的智障也可以唸大學？又有哪一個醫生、醫院開智障證明？但聽她講話，非常正常，打扮也很漂亮的白人女生，為什麼要自稱智障？
史丹福大學說有近四成的學生，聲稱有身體或是心理障礙，需要考試或是住宿的特殊安排。這是很誇張的事，不是史丹福收了很多殘障，而是這些有錢人家的小孩，從小就要求特殊待遇慣了，找不到方法用特權，就用疾病的理由取得特權，考SAT有雙倍時間，學校考試可以進單人間特考，住不到單人房的宿舍，就拿醫生證明理直氣壯要單人房，進了史丹福名校，甜頭吃慣了，當然要繼續，不然怎麼比得過卷得很的亞裔學生？史丹福誰也不敢得罪，大門一開，就更多家長、學生要求特殊安排，真是一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原本都是那些白人有錢人在搞這種，現在也有許多亞裔懂這門道，能拿就拿，何必吃苦呢？
所以，也許那個白人女學生，不以為醫生證明的智障，是個不能說的禁忌，反正從小到大，都在用，大大方方地講出來，沒什麼。但我觀察她講的話，非常有「社會正義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的樣子，我判斷她應該是太投入覺醒運動，而她的身份背景，完全是階級敵人的模樣，既沒有LGBTQ，還是個白人，也許就是要取得身份認同的階級地位，所以說自己是智障？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中日戰爭的時候，國軍和我的先人是處於敵對的雙方，但小時候給國民黨教育洗腦，所以對這一點認知，沒有很清楚。但歷史也就這樣了，中華民國來了台灣，台灣變了，中華民國也變了，我還當過中華民國陸軍的軍官，所以雖然國軍抗日和國共內戰沒有和我有直接關係，但後來總是同一家人，我對台灣忠烈祠裡的英靈，還是充滿敬佩與感恩，更何況許多英勇戰死的國軍，他們矢志反共，為反共救國而捐軀，受我們後人一拜再拜，當之無愧。
有愧的是現在的國民黨敗類。先人為了反共而戰死，保存了你們的生機，庇護了你們的後代，然後你們去親共，你們去舔共，你們去和共產黨一唱一和，你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不知道為什麼，看到網上提到蔡仁傑將軍的事蹟，眼淚不住地流下來，既傷痛其英年早逝，更難過其子孫不肖。下面是青年日報對為國捐軀的蔡仁傑將軍的報導，蔡將軍的妻小後來遭共產黨迫害而身亡。親共的死國民黨，通通去跪在蔡將軍的靈前懺悔：
蔡仁傑將軍生平參與諸多戰役，屢建奇功，在「八一三淞滬之役」力抗強敵、「贛北大捷」殲滅日軍聯隊、「湘西大捷」誘敵深入，最終在孟良崮一役，時任74師副師長的蔡仁傑，遭數倍於己的共軍包圍，追隨師長張靈甫將軍殉國成仁，年僅44歲，將「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的軍人魂表露無遺。
蔡仁傑，湖南常德人。民國15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遂投筆從戎，直奔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5期。抗戰期間參與諸多戰役，於「八一三淞滬之役」苦戰數十日，力抗強敵，「南京保衛戰」則以步兵一營後殿，達成任務，勇烈可嘉；27年創下殲滅日軍聯隊的「贛北大捷」，34年在湘西誘敵深入的「湘西大捷」，均展現捍衛國家、不畏犧牲的精神。
抗戰勝利後，中共全面叛亂，蔡仁傑奉命駐防江北六合。35年，蔡仁傑任副軍長隨軍北剿，歷經淮陰、漣水各戰役，戰功顯著；同年在北京中央訓練團受訓，離結訓時間還有2週時，接獲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來電，催促返部，協助孟良崮地區作戰。
當蔡仁傑抵孟良崮時，共軍正以人海戰術攻擊，戰況慘烈。激戰3日後，74師逐漸遭共軍包圍，主力退守主峰附近，由於人員密集，被共軍迫擊砲炸碎的岩石擊成重大傷亡。張靈甫急召各部隊長開會，當眾宣示以死報國，蔡仁傑率先表態「師長以死報國，我等義無反顧」，各自寫下遺書要求侍從突圍遞送，便集體自戕成仁。政府為褒揚忠烈，優頒恤典，入祭忠烈祠，歸葬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