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发

一九六〇年，浙江象山丹城公社粮管所食堂楼上的一间小房里，葛渭康被关到第二十八天。工作组拿来一份打印好的罪行材料和处理结论，叫他签字。罪名是攻击党，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彭德怀式右倾反革命分子。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前一年在庐山开会时写信批评大跃进，被打倒了。处理是开除团籍，开除公职，押回原籍监督劳动。他不肯签。对方一定要他签名，他提笔写了五个字： 坚决不同意。 他是公社管粮食的干部。农民交多少公粮、留多少口粮、闹春荒时国家拨多少救济粮，都经他的手。他后来写，这份差事要担起“保证‘军需民食’和安排社员生活双重责任”。 两年前，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三年超英、七年赶美”的号令传到象山。城里的大街小巷、学校操场，乡下的晒场，都用砖头垒起了小高炉。他那时二十五岁，是南庄区粮管所副所长，也分到一座，当炉长，五天五夜没合眼。炉子没有炼出一点铁。 十月一日全县公社化，两镇一区四乡并成丹城公社，八万六千多人。粮管所并进公社，改称粮油部，他当副主任。 那年九月，报上登出广东番禺番薯亩产一百万斤。粮管所年年收番薯，一麻袋装九十到一百斤，他算过，一百万斤要装一万多袋，堆在一亩田上有两层楼高。学习会上他说这不可信。 公社办起食堂，吃饭不要钱，各家的灶头大多被扒掉，砖头拿去垒食堂的灶。有一天下午两点，他走进南庄洋心大队的食堂，几十个社员还在天井里等饭。支部书记满头大汗，正从大锅里往木桶里扒糯米饭。他抱怨说，第一批人吃饱了，后来的没饱，再煮；后来的吃饱了，先吃的又喊饿，又煮，一直煮到现在。葛渭康手里有账：生产队交完公粮剩下的口粮，实际库存不够吃半年。他在县粮食局的会上讲食堂糟蹋粮食，财贸部一位领导斥他“怀疑人民公社优越性”。 炉子炼不出铁，公社就命令社员把家里的废铁交上来，人人上山找矿石、砍树，“谁不服从就是反革命”。正赶上秋收，上面又命令开夜工。社员被小高炉熬垮了，夜里把玻璃小方灯挂在稻桶上，人到田埂上睡觉。管理区干部登楼一望，田畈上灯光闪烁，以为大家都在干活。 那一季，很多稻子和番薯烂在地里，有的割下来堆在路边，没人挑回去。当地流传四句民谣：“日夜小高炉，山上树砟完，田里稻烂完，家里锅砸完。” 全国的钢指标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上一年翻一番，是那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定的。他并不全信下面报上来的数，可数是他定的，他要各地想办法凑足，保住自己的面子。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宣布，全国已产钢一千零七十三万吨，“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完全正确”。正规钢厂那一年炼出来的，还是上一年那五百多万吨；多出来的，是全国土炉子旁边堆成山的废渣砣子。 一九五九年春节刚过，丹城就缺粮了。社员跑到几十里外，刨地里剩下的烂番薯，挖葛藤根吃。葛渭康把各食堂缺粮的情况写成报告送到县里，对县长张玉田说，丹城的余粮统购任务从一千六百万斤加到两千四百万斤，“说是余粮，实是社员口粮”。县长很吃惊，说这个指标是你们公社党委自己报的。他答应先拨五万斤，要葛渭康把情况调查清楚再报。 没过两天，县委书记带一大班人到南庄缺粮严重的食堂视察，看见社员在喝薄粥，问公社党委几位书记要不要县里帮忙。几位书记齐声回答： “这点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不找领导麻烦！” 那年七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与会的高层都看过各地饿死人的报告。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回应，说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他认了是自己定的： “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可这篇讲话的矛头是彭德怀。认了账的人没有收手；在座的高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跟着批彭，举手同意照着吹出来的指标继续征购粮食。八月，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全国跟着反右倾。 省委的工作组进了象山。长街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被定为右倾反党分子，在万人大会上当场逮捕。丹城公社东陈管理区三个大队的支部书记被捕，一年后一个放回家，死在家里，另两个死在狱中。东陈管理区书记说了一句“产量万斤稻，肚皮吃不饱”，被送进党校改造思想。葛渭康已经做好挨整的准备。他不是党员，只被县财贸部长点名批评了一次，躲过了这一波。 一九六〇年春荒逼近，县里传达中央“继续大跃进”，“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食堂问题上进攻”。食堂改蒸“甑头饭”：一斤米泡上一天，加六斤水，装进陶钵里蒸，上面结一层皮，像饭，底下是糊。社员吃了，一泡尿就没了。食堂里的竹筷子头都是尖的，是人们刮甑头饭刮尖的。 饿得没路走的农民，天一黑就成群进丹城，爬上居民的屋顶，偷瓦上晾的番薯渣。一天夜里十一点多，粮库保管员抱着一支七九步枪，押着一个农民走进粮管所。他说很多人翻墙进院，爬上屋顶，他以为是来抢仓库的，喊着要开枪，才把人赶跑，最后一个抓来了。葛渭康交代他，万一有什么情况，绝不能朝人开枪，只能朝天开枪。那个农民是南庄村的，得了浮肿病，说家里老小几天没有米下肚了，实在没法子。天冷，他一边说一边浑身发抖。 葛渭康叫他坐在食堂里，把门虚掩上，对保管员说，咱们睡觉去，等天亮再说。他心里想，人一走，这个农民准会逃，说不定食堂里还有些冷饭可以带走。第二天一早，炊事员大嚷，昨晚剩下的冷饭哪里去了。葛渭康说，值夜班的吃了，交了两斤饭票。 他后来写那些日子，自己就是专门管老百姓吃粮的，眼看粮管所仓库里粮食满满，那是从农民手里征上来的、他们该留的口粮，农民却在挨饿，“心头有说不出的难受和耻辱感”。 他去问公社卫生院院长，浮肿病有什么办法治。院长说： “给饭吃就好了呀。” 两个人决定下去摸底，查清到底有多少人得了病，好向上报告要粮。蔡家岙大队的支部书记沈守常先找上门来，流着泪说，社员在吃野菜，有些人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自己也浮肿了。 进了蔡家岙，听不见狗叫，也听不见鸡叫。村口石头上坐着几个头肿得很大的农民。食堂的灶是冷的，地上一堆野草和乌糯根，仓库里没有一粒粮。躺在床上的那几户，孩子脖子瘦得像根棍，大人手脚肿得有些透明，说话都没有力气。卫生院的女医生走访妇女，几乎每一个都子宫严重脱垂，医生说只有严重营养不良才会这样。这个村一百多户人家，一百二十多人浮肿，二十多户已经是重症。 黄溪大队的支书夏阿乔贩过牛，说话直。他不信公社党委那套先完成征购不会饿死人的话： “开除我党籍，也不卖过头粮。” 黄溪的社员还能一天一顿干饭两顿稀饭。 全公社摸下来，八万多人大部分营养不良，将近一万人浮肿，几千人病得十分严重。两人向公社第一书记董方祥详细汇报，董方祥要他们只向他汇报，不要扩散，可以向业务上级求援。卫生院拿松树叶加红糖熬成糖浆，分到各大队。过了不久，沈守常告诉葛渭康，那几户全身浮肿的，有的已经死了。 在县粮食局的一次会上，葛渭康举了蔡家岙和黄溪的例子，说了一句： “听党委话卖了过头粮饿肚子，不听的反而有饭吃。” 有人把“党委”换成“共产党”，改成“听共产党话饿肚子”，报到了县财贸部。 五月上旬，财贸部副部长带工作组进驻粮管所，第一件事是宣布葛渭康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彭德怀式人物”。所里贴出揭发他的大字报，不准他申辩。他被隔离反省，关进食堂楼上那间小房。他后来写，当年说番薯百万斤不可信，“不料以后因此惹祸”。 他的妻子在国营亭溪铜矿当化验员，这时怀着孕。有领导“关照”，把她派到基建队挑砖，孩子流掉了。她回家休养没几天，矿上通知她不用再来上班。 葛渭康最后没被押回原籍，是因为工作组自己出了事。他们在公社住了一个多月，胡吃海喝，还从粮管所仓库白拿茶籽饼去毒鱼，把公社鱼塘里的鱼毒死了。他们整葛渭康，事先也没跟公社党委打一声招呼。董方祥官比带队的副部长高两级，发了话： “叫他们回去，我们党委不予承认。” 工作组悄悄撤走。给葛渭康定的罪，没人收回，也没人执行，他说就这样不明不白“悬”在那里。一九六一年九月，他被调到县粮食局。 丹城公社成立时，有八万六千多人。全公社、全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四十多年后他写，如果公安局那时的户籍档案还在，完全可以查清。 ——葛渭康《从“大跃进”到大饥饿——一个农村粮管干部的亲历与回忆》，原载《西湖》2006年第2期，此据向继东编《2006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321—333页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收入《李锐文集》，中国社会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8—149页 ——《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2日第1版

1960年10月，河北徐水县的灭病办公室向上报了一千二百多个浮肿病人。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知道后大发雷霆，把办公室批了一顿，又挨个追问各公社书记。有个公社原报83个浮肿病人，被他追到只剩3个；他还让办公室把浮肿病改成别的病，这才罢休。那一年，县里的韩家营村有一天死了七个人。 1958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了徐水县的大寺各庄。在农业社俱乐部的长桌旁，张国忠告诉他，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打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睁大了眼睛，伸出巴掌算了一笔账，问：“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徐水上一年的粮食亩产是138斤，夏粮亩产只有70斤。县里的老干部后来说，张国忠起初还算务实，有股闯劲。1957年冬天，他把全县十万劳力编成大兵团修水库，让农民在工地搭棚住，不准回家。1958年3月，毛泽东在徐水修水利的报告上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毛泽东那一问，屋里一时没人答得上来。张国忠说：“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人家不要你的粮食。社主任说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每个县都得造酒精。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后来他夸徐水：“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问：“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答：“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临走前，毛泽东向张国忠提议办人民公社。 晚上七点半，毛泽东的车队一走，县委就开了全县电话会，各乡在电话里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第二天，全县248个农业社改成了人民公社。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来到徐水，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 那年在徐水挂职当县委副书记的作家康濯，也给《人民日报》写徐水，他的连载里写着要让小麦亩产十二万斤、一棵白菜长五百斤。康濯后来回忆，他有些稿子写的数字低，见报时变高了，是报社直接给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他当面问过张国忠： “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康濯说：“你得实事求是！” 张国忠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从3月到10月，全国有三十二万人来徐水参观，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多个外国人也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以下二十多位中央领导先后到过徐水。9月刘少奇在试验田里鼓励徐水人：“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给他们看的东西是备好的：县里把好猪集中到一处给人看；大寺各庄人称“一夜高楼”的新楼，有的楼板是苇子秫秸扎的，外面刷一层石灰；为了首长和外宾的安全，北下关村在中秋节晚上把一百户地主、富农等“五类分子”和“危险分子”突然迁走，民兵押着，只准带衣服被褥，说走就走，迁到十四里外的村子。来看的大人物看得出破绽，为了向毛泽东表态，当时没有一个当面说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回到北京以后才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张国忠要求山药每亩必须栽到五万棵以上，达不到的受罚。有的社员觉得太密，又不敢顶，只好在地头栽得密密的，地中间照常栽。张国忠发现了，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当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进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 9月20日，张国忠在报告里点名说县长“对亩产千斤缺乏信心”，干部们在电话会上“辩论”了县长一个通宵。县、乡、村三级都设劳改队，下捕人指标，社员“走得慢”“干活慢”，也被送进去。1958年，全县捕了4643人。 韩家营村的袁金祥那年十二岁，夜里跟几个孩子推水车浇地。推到后半夜，就留一个孩子专门敲水车的闸板，查夜的人远远听见嘎达嘎达响，以为还在干。“连小孩都知道弄虚作假，觉也没少睡，地也没多浇。”可千万不能让监工发现，发现了一脚踹倒，绳子一捆送农场；要么就是被辩论。“说是辩，其实只准别人辩你，不准你辩别人。一堆人把你围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称为‘滚煤球’。” 9月，全县的公社又合成一个人民总公社，取消工资，吃饭、穿衣、看病、丧葬都由公社包下。有的地方连社员的箱子柜子都归了公，他们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为了建新村，全县拆了三万二千多所房子，新楼盖在大寺各庄，别处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食堂是张国忠照毛泽东的意思办起来的，不准农民在家起火做饭。照“一天吃五顿”的号召放开肚皮吃了半个月，食堂就断了粮。 10月，下放到徐水劳动的中央办公厅干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那里强迫命令，虚假现象不少，粮食的预产估计多半大于实际。11月上旬中央在郑州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几次批评徐水的强迫命令：“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11月10日，他把那份报告批给河北省委，最后加了一句： “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 会上他又说：“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同属保定的安国县那个月报上来的亩产是3361斤，实际是330斤。毛泽东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第二年夏天在庐山，他对彭德怀说：“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 宣传徐水的报道从报纸上消失了，张国忠还是县委第一书记。第二年，徐水人每天的口粮从六两降到四两，再到三两。袁金祥被队长派去摘树叶，先是榆树叶、槐树叶，后来杨树叶也摘，泡掉苦味掺着粮食吃。有人吃谷糠，拉不出屎，“用铁丝弯成钩子往外掏”。1959年1月，保定地委向省委报告浮肿病，“发病地区以徐水、涿县为主”。徐水外逃了三万二千多人，县里设了三个劝阻站往回截人。1960年3月，老头河公社二十六个村的社员吃苍耳中毒，五百五十人中毒，死了四个。 1960年4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张国忠在全国人大的发言：“徐水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极为良好。”“人民的文化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那一年，袁金祥的爷爷在生产队看瓜，饿得受不了，吃了好多甜瓜，拉稀死了。“原本体质相当好，一米八的大汉。”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指示，要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五风”。30日，九百多人的工作组到了徐水，一到就宣布张国忠停止工作，他随后受了处分。县档案馆的记录是，到1961年1月，全县病亡1642人。 整整二十年后，徐水县委撤销了对他的处分，理由是： “不应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在当时政治形势和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央、省、地委各有责任。” 他还当过涞源县的副县长。高老先在地中间照常栽了山药，死在了劳改队里。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第2版；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第3版；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525—534页；辛平《梦幻的天堂》，《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第29—40页 ——李月刚《河北徐水 跃进明星 回归平淡》，《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10日（康濯回忆、袁金祥口述、县档案馆材料）；尧山璧《徐水大跃进》，《随笔》2010年第3期 ——张国忠发言，《人民日报》1960年4月8日第10版；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毛泽东与保定》第77页（转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中国人民大学物理讲师葛佩琦在家里被捕。来人搜出一张照片，他穿着国民党军装，骑在一匹日本战马上。穿警服的人问：“这不是你反革命的证据吗？”葛佩琦说，那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照的。 他一九三三年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二九运动时带同学冲出校门，被军警抓过。一九三八年入党。党派他进国民党军队做情报，他在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挂着少将的名义，把军事情报送给地下组织。一九四七年秋，和他单线联系的那个人被捕，下落不明。一九四九年四月，他找到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说，查明他确实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找不到那个联系人，组织关系不能恢复。他从此是“党外人士”，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 七个月前，党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学校给他送了三次通知，系里又派人当面动员，他才去开会。那天是五月二十四日。他在会上讲党员不要脱离群众，讲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会议记录里有他这样一句：“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三天后，人民大学的校刊《人大周报》登出他的发言，字句变了，多了“推翻你们”，多了“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他当天下午去找校党委副书记聂真，问：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校刊没有更正。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开始。同一天第七版登出他的话：“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他说的是“不好，群众可以”，报上登的是“群众是要”。第二天上午，他把更正信送到报社，信里写：“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信没有登。接下来一个星期，报上是南京、保定、沈阳的电讯，是他的学生痛斥他，全国报刊跟着批他要杀共产党人。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一个要杀共产党人的人，公安接着查他的历史，查出了国民党少将。 报纸批判他的时候，他妻子在月子里染上的风湿性心肌炎复发，被送进医院抢救，从此卧床。家里贴满了大字报，成伙的学生来家里和他辩论。七岁的三女儿记得，父亲总在对学生说：那不是我说的，那不是我说的。后来她因肾炎住进儿童医院，每到周末盼父亲来。有一天来的是母亲的同事，告诉她：你爸爸病了。 他被关在草岚子胡同。审讯员是个年轻人，问他一九三八年在豫东组织游击队干什么。他答：“抗日。”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问到他在东北当少将，他说那是党派他去的掩护身份。年轻人打断：“你是‘国民党少将’，谁承认你是共产党员！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这样的审讯有三十六次。 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早饭后，他出庭。起诉书告他两条：历史反革命，当过国民党少将；现行反革命，叫嚣要杀共产党人。他对法庭说，少将是党派他去做的掩护身份；杀共产党人那些话引的全是一九五七年的报纸，不是他的原话，报纸发表时没经他同意，没经他签字，不能作定罪的证据。他最后说：“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六月二十九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他无期徒刑。判决书写他“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末尾列了证物：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证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原判还没收了四十一两多黄金。 妻子为了孩子的前程和他离婚，孩子们改姓母亲的姓。一九六六年，他二哥家被抄，二嫂被打死，二哥不久也死了。一九七五年冬，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他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出狱，算宽大释放，那份反革命判决没有撤销。从被捕那夜算起，十八年。 一九七六年春，大女儿给公安局写了保证书，保证父亲回京以后不向政府要房子、要工作，他才被送回北京。先住清河，后来搬进交道口东大街大杂院里一间八平米的小屋。他两眼快要失明了。孩子们晚上轮流去照看他，抄申诉书，拿衣服回去洗。三女儿写，父亲最大的心愿是听他们叫一声爸爸；十八年没叫过，他们叫不出口。 一九七八年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找到这间小屋。他叫李逸三，一九五七年是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那次发言，学校划葛佩琦极右的时候他举了手。此后每隔一两个月他来一次，带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也带消息：胡耀邦管了中央组织部，错划的右派要改正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葛佩琦去中央组织部上访。灵镜胡同里排着长队，轮到他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名，他一说，几个上访的人围了上来，有人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两天后上午八点，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在会客室接待他，第一句话是：“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三十年来，这是党组织的负责干部第一次叫他同志。 材料批转回人民大学复查。一九七九年四月，学校的答复是“我们正在复查”，又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学校把当年经过反右的学生支部书记请回来研究，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他等了七个月。十一月十二日，人民大学党委的复查结论下来，八个字：“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两个月后，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上讲：“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按他的话，右派不平反：划错了的叫改正，没划错的不改，意思是反右没有错，只是划多了。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后来绝大多数拿到的就是改正两个字。三月十九日他对起草历史决议的人又说：“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错误在于扩大化。”同一次谈话里他交代：“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一九五七年的报纸上，登出来要杀共产党人的右派只有葛佩琦一个。那年毛泽东亲自管着《人民日报》的稿子，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反右的部署；报纸登一个人要杀共产党人，这样的话要经他们过目，出自谁的手，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反右开始的那一天，报上就有了一个要杀共产党人的右派，镇压有了借口；二十三年后，这句话又成了反右没有错的根据。要是查清当年杀气腾腾的是谁、这个人是不是真说过那句话，这个根据就没有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下午五点，葛佩琦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门口，递上一封约五百字的申诉信。出来的干部说，耀邦正在会客，今晚一定转上去，留个电话。他说：“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第二天同一时间，干部交给他一个印着红格的大信封，让他拿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他回家拿出放大镜看。信封上是胡耀邦的签名，他那封申诉信上有胡耀邦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信末落款“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胡耀邦点了两个红点。他这才发现，自己写得匆忙，把四月写成了三月，胡耀邦连这个字都看到了。 十一月二十日，李逸三给胡耀邦写信。信里抄了一九五七年的原始会议记录，说《人民日报》登的葛佩琦的话“是吃了水分的”。信的末尾：“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二十天后，十二月十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葛佩琦无罪，当年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成人民币三千六百五十三元一角四分发还。 七个月后，一九八一年七月，邓小平又讲：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 一九八二年一月，人民大学给葛佩琦“予以改正”，撤销当年划他右派的决定，工资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这是邓小平说的改正，不是平反，结论里没写他是划错的。一九四九年华北局组织部就查明他入过党，只是找不到那个联系人；一九八二年，中央调查部出函证明，那个联系人当年接上他情报关系时，也接上了党的关系。一九八三年五月，北京市委组织部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一九三八年七月起算。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北京市委的通知才写明，他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离他送更正信那天，二十九年。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葛佩琦去世。新华社电讯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送到报社的那封更正信，八十年代有人找了出来，信还在。报纸始终没有登。 ——戴煌《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炎黄春秋》1996年第4期，第9—18页（1957年《人大周报》《人民日报》报道、1959年判决书、1980年李逸三信据此文转引） ——李新《反右亲历记》，收入萧克、李锐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26页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日）、《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3、294、390页 ——葛希平（朱平）回忆，转引自《回眸一甲子，风雨故人情》（网页转载）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511、514、616、657页 ——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0页（右派人数）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多，山西兴县蔡家崖。斗争大会还没开，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挤在一孔窑洞里商量程序，牛荫冠被围在中间。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进来巡视，对他说了一句：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牛友兰是他的父亲，六十一岁，这时候已经反绑着双手，跪在会场前面撒了料炭的地上。料炭是棱角尖锐的炉渣。 牛荫冠这年三十五岁，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副主任，也就是边区政府的副手。分局是边区共产党的最高机关，李井泉是边区的头号人物。这孔窑洞、会场、分局和行署办公的院子，都是他家的房子。牛家是兴县首富，一二〇师开到兴县那年，牛友兰把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全交了出来，贺龙、李井泉就长年住在牛家大院里。 牛荫冠是一九三二年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那年清华在山西只录取了四个人。入学不久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功课顾不过来，转到经济系，认定改造社会是当时的第一重任。一二九运动他入了党，不久接替蒋南翔，当了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底，北平市委书记安子文要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问他：差半年就毕业了，拿不到文凭怎么办？他说，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刘少奇到太原重建北方局。他起草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让人交给牛荫冠，在牺盟会的刊物上发表。牺盟会是阎锡山出面、共产党在里面主持的抗日团体，牛荫冠在总会管事。牛荫冠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看了，对北方局的人说："找牛荫冠来，我跟他谈谈！"牛荫冠去了，刘少奇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他一听口气不对，低声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少奇看他态度还不错，对他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 那年九月底，牺盟会开全省代表大会，牛荫冠做工作总结，从此成了总会的实际负责人。到一九三九年五月，牺盟会有八十九万会员。一九三九年底阎锡山和新军翻脸，牛荫冠把新婚妻子送回晋西北，自己在去河南的路上勒转马头，投奔延安，又回到老家兴县。一九四〇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出任副主任。 这几年牛友兰在做另一些事。一二〇师到晋西北的时候没有棉衣，急需钱和粮，他带头捐了两万三千元大洋、一百五十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大洋成了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一九四〇年二月，行署公布减租减息办法，他把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的契约账簿一并销毁。一九四二年他带晋西北的士绅去延安参观，回来在《抗战日报》上写文章，把延安比作"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到土改前，他几乎已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住在一个破落的院子里。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办法是地主退租退息，拿地抵租，一般不动富农，不侵犯中农。这份指示还没来得及实行，内战打起来，毛泽东推翻了它，说减租减息、和平赎买是右倾机会主义，要重新打土豪。打仗的军费要从农村出，打土豪就是要地主把钱粮交出来。自己主持的指示被说成右倾，刘少奇转过来积极推动暴力土改，要赢回毛泽东的信任。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晚上，刘少奇离开延安去华北，路过兴县，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同贺龙、李井泉和中央派来的康生谈了三天。司令部就在牛家的院子里。四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贺龙、李井泉等人，说晋绥的群众运动零碎、不彻底，"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自发运动"。第二天他在六地委干部会上讲了四条原则，说群众要违反，我们不赞成，可是"群众一定要办，就让办，让群众犯个错误"。七月，毛泽东把这封信批转到一切解放区："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 康生是带着土改考察团来晋绥的。他说，晋绥是老区，地主富农早已化了形，财产转到了工商业上，这样的人都是斗争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下面打人，连干部党员也打，反映到康生那里，他说："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义愤嘛，打几下也可以嘛。"康生和李井泉推出的土改典型，是蔡家崖的邻村木栏杆。这个村一千多亩地属于邻村姓牛的地主，村民大多是这家的佃户，村里没有地主。李井泉听了汇报说，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工作队就查三代划成分，把十几户穷苦农户划成地主富农，又把攒下两百块大洋的张家兄弟定为恶霸地主，处决了。康生、李井泉表扬工作队，要各地推广。 七月十七日，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各解放区的代表一百一十多人。八月他在会上点名批评晋西北看不起贫雇农，土改不彻底。九月四日他提出普遍、彻底平分土地，两天后毛泽东复电同意，要地主富农把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和别的财富都拿出来。九月十三日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会议还总结了各区的经验：派工作团进村，找衣衫房子最破烂的人做依靠对象，发动他们诉苦，组织他们斗争地主。最穷的往往是村里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最有仇富心，就让这些人带头斗，带头喊口号，给地主戴高帽、挂牌子，动手打，甚至穿上鼻子拉着游街，这叫群众发动起来了。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单独同晋绥代表团谈话：从分局到支部的党员，凡障碍土改者一律必须以组织手段扫清；怕丢地位、丢面子等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保守性，都要妨碍革命性。 九月十八日，李井泉在蔡家崖的农民大会上讲话，说彻底平分土地是毛主席提出的，《晋绥日报》登了他的原话："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他举出的事是：一九四二年牛荫冠向父亲要契约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那些契约账簿一九四〇年就已经销毁了。牛荫冠在场旁听，站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格做一个共产党员。贫农刘宝则质问他："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〇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他说的这笔钱，就是后来会上要追的底财，地主埋在地下的钱。有人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九月二十四日，边区农会发《告农民书》：混进共产党、新政权、八路军的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人，只要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 两天后就是九月二十六日。李井泉在窑洞里说完那句话，巡视一圈就走了，他的夫人和秘书留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是分局宣传部长周文和工作团副团长马林。马林是保德人，清楚牛友兰的历史，对斗牛很抵触，但分局书记的夫人秘书都坐在台上，只好照程序开。周围几个村的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地主、富农、"坏干部"跪在前面。村民白栋则后来说："会场上主要是要底财，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争会不好开。"会上有两三个二流子带头起哄，要像牵牛那样给牛友兰穿鼻子。 将近中午，要押着这群人游街。有人把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他的鼻孔，喊："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牛荫冠也没有办法，走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晋绥日报》记者胡正就站在跟前。他说，牛友兰很吃惊，也很生气，看着儿子摆了摆头。这一摆，鼻翼下面那块薄薄的软骨一下子拉断了，血直往下流。会场上的人以为是儿子用力扯断的。这个说法当天就传开了。 台下的人大多知道牛友兰对抗战的贡献，会场乱了。马林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抓了两个带头起哄的二流子。蔡家崖和木栏杆两个村的人围住工作团，要工作团惩办二流子，一直闹到傍晚。周文出面疏散群众，说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李井泉得报，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到半夜，雨下大了，人才陆续散去。 牛友兰回家以后绝食，谁劝也不吃，三天后死了。临死马林在他身边，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尸体不知所终。牛家的侄子牛荫越原在一二〇师副官处当会计，这时也被清洗回家，自杀了。 工作团随后开会。这个工作团的团长由晋绥分局的一位主要领导兼任，马林只是副团长。团长在会上大骂马林立场动摇，骂他把牛友兰、牛荫冠保护得那样好，对贫农却采取镇压，勒令他向那两个被抓的二流子检讨，赔礼道歉。 牛荫冠被调离工作，送进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党校里开会，会场上专门留出一些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要坐到那里去。牛荫冠在党校的支部大会上发言，说斗牛大会上一开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那一边，但贫协主席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他说自己"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从绥蒙来党校的郑天翔发现，"牛荫冠'拉死他老子'"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闹话题。党校里的说法是："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他还听说，牛荫冠一九四〇年回晋西北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批准处决了当地十几个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 十二月十八日，刘少奇给晋绥分局发电，说你们那里群众已自动扣押了数万地主，你们再不要去鼓吹与煽动自发运动，所缺少的是党对自发运动正确而有能力的领导，"因此，运动就常被流氓、坏干部、富农甚至地主所领导。"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的闭幕会上说："晋西北的路线，贺龙同志、李井泉同志……是正确的，晋绥《告农民书》总的是正确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二十六日到了蔡家崖，住进牛家大院。四月一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开头就说："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 一九四八年春，牛荫冠调去晋中当行署主任。华北局的薄一波找他谈话，要他不要计较土改中的事。一九八七年，他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谈晋绥土改，讲到党校搬家路上看见的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他说这个区长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活活刮死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兴县县委作出为牛友兰平反昭雪的决定。三年后牛荫冠去世。二〇〇〇年，牛家的后人才找到牛友兰的遗体，重新安葬。 ——智效民《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第63–69页 ——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秀威资讯2008年，第67–70、82、118–119、125、131–132、155–169、228、235、260页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3–76、84、91–92、95、102、111页 ——李井泉1947年9月18日讲话及牛荫冠检讨，《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胡正口述，鲁顺民《这一腔心事说与谁》，《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龚子荣《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6页 ——郑天翔、龚子荣回忆，《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第172–178页，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杨尚昆语，《杨尚昆回忆录》第250页，转引自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牛荫冠1987年发言，《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转引自智效民《炎黄春秋》2013年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晚上，山西兴县，中共晋绥边区公安总局的看守所收下一个从延安押来的犯人。登记时他说，我决不是托派。又说身体不好，希望这里能够体贴他，要求吃白面鸡蛋。他叫王实味，已经被关了四年多。两个半月后，他在这里被砍死。 五年前，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整风刚开头，毛泽东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 他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一篇《野百合花》，说延安有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生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两餐稀粥，有人问吃得饱吗，党员还得带头答一声吃得饱；有些很健康的大人物却在享受。研究院的墙报也登他的文章，后来墙报贴到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看的人像赶庙会。三年后，毛泽东谈起这件事，说王实味称王称霸：“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两个月后风向变了。同时挨批的还有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说，丁玲的文章有批评也有建议，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他译过《托洛茨基自传》里的两章。托派是追随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作对的人，在苏联是成批枪毙的罪名，在延安就是敌人。五月底起，研究院开批判会，十六天里开了十四次大会。同事们轮流发言，骂他是流氓。他每说一句，就招来一片怒吼。六月二日休会，他向党委要求退党，不准。六月四日，作家萧军听不下去，站起来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会下有个同事劝他认错，他拉着人家的手哭：“我有错，但是，我的确出于爱党的好心啊。”六月八日一大早，七十多个机关、学校的一千多人赶来旁听。最后一天，主持整风的负责人在会上说，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到十月，他被批了五个月，研究院党委开除了他的党籍，定他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第二天，有人在中央组织部找到他。他跪在地上哭，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求组织不要开除他。年底，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就是中共中央管特务和政治案件的那个部，把他关了起来。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军队打进延安，社会部把他押到兴县。在看守所里，他三次写信给晋绥的负责人，说明自己没有神经病，要求到报社去做翻译。 六月十二日，国民党飞机炸了公安总局的审讯科。第二天，局长给社会部的正副部长康生、李克农起草了一封信：王实味究竟怎么处理，望速来信。六月里，两位部长批准处死。七月一日夜里，王实味被砍死，尸体扔进一口枯井。七月二日，局长在六月那封信上改写了一段，改成事后报告，说此人“实属无法改造”，已经处死，又记下王实味在这里说过的话：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第二年，公安总局审讯科整理这个案子的处理经过，列他在押期间的罪状，落到具体事情上的只有一条，要求吃白面鸡蛋。 十五年后，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的干部大会上讲到这个人，说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接着说，对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动手的晋绥公安总局，就是他说的保安机关，归中央社会部管。整风中社会部抓、关、杀的干部，王实味在内，都由毛泽东决定，社会部动手，不经边区法院。 又过了二十六年，一九八八年，一位军史工作者在山西临汾的公安档案里找到当年的三份原件。一九九一年，公安部复查，没有查出王实味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三份原件里，看守所的报告写着中央社会部和两位部长：“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毛泽东七大期间谈王实味（转述），见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明报出版社，第79页 ——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转引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明报出版社，第491页；批判会与会下谈话见同书第511、514页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第1期 ——方朔《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第69页 ——李维民《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第8—10页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5页

一九六一年，周恩来打电话给粮食部的周伯萍，追问一件事：销毁了没有？那份材料是周伯萍经手做的，周恩来让他销毁，隔了一个星期又来问。材料上汇总的是各省报上来的数字，三年里，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这份材料是周伯萍和粮食部、国家统计局的另外两个人一起做的。他们接到任务，让各省填一张表，报粮食和人口的变动，汇总以后只报给毛泽东、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个人一起监督，把材料销毁了，连印材料用的版也销毁了。 那几千万人，大多死在农村。中央秘密定下牺牲农村、保城市供应的办法，把粮食从农村调走，也把饥荒瞒在了农村。一九五九年底，饥荒已经起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要各省调粮先保北京，他说： “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正在大批饿死人的贵州，被调走一亿斤粮食送进北京。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定下方针：“紧农村，保大中城市”。那年一月，中央全会的公报已经给饥荒定了原因：“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在这以后，国家没有再公布人口数字。当年在公安部管人口统计的一位干部说，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山东省的人口数只准五个人看。往下，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饿死的人尽量不报、少报，少报一个死人，还能照领死人那份口粮。到一九八三年，国家统计局才公布历年人口数，用的就是公安部把各省这样报上来的数汇总的结果，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一般不改动。就是按这样汇总的数，单是一九六〇年一年，全国人口也比上一年少了一千万。 饿死这么多人，账记在谁头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当面说过一次。一九六二年夏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向刘少奇建议，让农民包产到户。七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正在水里游。刘少奇快步走到池边问候他。毛泽东在池子里就质问起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到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那些人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少奇回答，人吃人的事，史书是要记下来的：“饿死这么多人，历史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照他们的说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也否了，田也要分到户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周伯萍一九八〇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的一次报告里，讲了一九六一年这次调查和周恩来的指示，只说“几千万”，不说具体是多少。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为写大饥荒的书《墓碑》，到他家当面请教。老人穿着西装皮鞋接待他，承认调查是他们三个人搞的，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叫赶紧销毁。杨继绳问那几千万到底是多少，他不吭气。杨继绳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认出是自己的同学，一问，是周伯萍的女婿。老人回屋跟老伴说，来的是女婿的同学。杨继绳再问那个数，他说：咳，你管这干什么。用长辈的口气把他打发了。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周伯萍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开。告别的时候，他的儿子和女婿对杨继绳说：我们老人家一直遵循周总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这个数字。 ——周伯萍2003年9月25日、王维志、张庆五对作者的谈话，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下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15版，第972—973页；彭真、贵州调粮、庐山方针及全会公报，同书第956、648页 ——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第81页；美国之音《解密时刻》2013年1月14日刊发的杨继绳访谈文字实录（登门经过、“过了一个礼拜”）；周伯萍追悼会日期据南开海外校友网周伯萍悼念页会后说明 ——刘少奇语，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见第93页）；另见《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80页

2016年4月29日上午9点，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原告是狼牙山五壮士里葛振林、宋学义的儿子，被告洪振快是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的前执行主编，三年前写文章考证过五壮士的细节。庭审进行到一半，洪振快没等法庭许可就走了出去。法院缺席审理。 小学语文课本里的狼牙山五壮士，把日军引上绝路，子弹打光，摔断枪，从棋盘坨上跳了崖。 2013年8月29日晚上，广州警察抓了一个网民，行政拘留7天。他在微博上转了一个帖子，说那五个人里，三个是当场被打死的，两个被活捉。洪振快是研究历史的，看到这条新闻，想弄清楚课本上的故事是从哪儿来的。他在国家图书馆翻遍了图书、报刊和缩微胶卷，又亲自上了一趟狼牙山。 1941年9月，日军扫荡晋察冀，围攻狼牙山。课本里的五个人，是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班长和战士。照葛振林1957年的口述，那天夜里枪声一响，指导员跑进来，下的命令是： "赶快上山，靠近团首长。" 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六班往棋盘坨上爬，"谁知那里早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他们只好掉头，爬上旁边另一座山峰。狼牙山下的村民说，这几个八路军进村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老百姓给他们指了一条绝路，又把他们的去向告诉了日本人。 攻山的日军也留下了记录。在日本冈山大学任教的历史学者姜克实，查了日军步兵第110联队自己编的联队史，又在日本防卫省的战史资料室找到带队上崖的日军少尉有冈弘祐写的原始报告。日军事先得到情报，说棋盘坨一带藏着少数八路军，计划就是把他们赶上去围住。真正攀上崖顶去打的，是有冈带的两个分队，二十个人。崖顶上的八路军有二十来人，架着一挺捷克轻机枪。双方对扔手榴弹，日军冲上去拼刺刀，崖顶上的人有的被打死，有的掉下悬崖。日军这边，一个一等兵被手榴弹炸伤，跌下山岩，没有死。联队的战没者名簿上，这一天"没有出现一名死亡记录"。 六班那五个人里，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三个被打死，葛振林和宋学义顺着山坡溜下去，逃了命。 崖顶上将近二十个八路军，最后写进课本的只有五个人。姜克实的解释是： "因为那些阵亡者都死于跳崖之前的战斗，不跳崖，即没有被宣传的价值。" 这一仗后来怎样变成课本上的样子，按时间排下来看得清楚。 1941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一条新华社电报。同一段话里，前面写"我守军六人"，后面写"我英勇的七勇士屹然不动"，最后一句是： "我七勇士乃将机步枪破坏，从容坠崖身死。" 七个人，全死了。十一天后，晋察冀军区发训令，人数改成五个，三个牺牲，两个负伤，说这一仗"计毙伤敌一百名以上"。到了年底，军区政治部的总结又写成"全体一致跳下万丈悬崖"。军区的另一份年度总结说，守山头的是"半班(7人)"，跳崖没死的那两个，括号里注着"因患病不能战斗"。几个月之内，军中几份文件对守山的有几个人、死了几个、怎么死的，各写各的。 1946年延安出过一本说书唱本《狼牙山五神兵》，里面替活下来的两个人唱的是："他们三人跌下去，我们两人顺崖溜"。 1957年葛振林口述，打了一上午仗又饿又渴，"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人拔个吃着"。后来出的书里，成了班长批准每人拔一个，还说"等打完这一仗后去找萝卜主人赔偿"。指导员那道"靠近团首长"的命令，到了课本上，成了为了掩护群众；掉头另找山峰，成了班长有计划地把敌人引上绝路。课本上那个英雄故事，就是这样一步步编出来的。 文革中批斗宋学义，有人当众问他： "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1995年，1941年时一团政委的夫人陈逊对记者说，是"三跳二溜"，三个跳，两个溜。葛振林很不高兴，那年9月写了一份《我的说明》："当年我和宋学义纵身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到坡上"。 2013年9月和11月，洪振快发了两篇文章，后一篇登在《炎黄春秋》上，题目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他把这些说法并排列出来，说五壮士的真相，"还有待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文章出来，有人在微博上专门转了萝卜那一段。经济学者梅新育跟着写："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评论员郭松民再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 洪振快和责任编辑黄钟去法院告这两个人骂人，告梅新育要赔5000元，告郭松民要赔1万元。两场官司都输了。北京海淀区法院说，郭松民那句话"符合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且未超出必要限度"。至于洪振快那篇《细节分歧》，判决书写得明白： "《细节》一文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我国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具体英雄事迹细节的探究，但它实质上是对这起英雄事迹所代表的抗战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再评价。" 2015年7月24日，钓鱼台国宾馆开了一个"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授权仪式"。葛、宋两家的儿子到场，三十多人里有退休的军队高官。8月17日，两家向北京西城区法院递了诉状。挑这一天，他们的解释是"八路军（8）要（1）起诉（7）汉奸"，汉奸指的是洪振快。诉状要洪振快登报道歉，还要他向五壮士"在天英灵登报谢罪"。宋家的代理律师王立华在一次座谈会上讲，前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上将给法律部门的最高领导打了电话： "你们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 那年7月，洪振快去解放军档案馆申请查1941年晋察冀军区的伤亡名单和烈士名册。他想，三个人要是在那天跳崖牺牲，名册上一定有登记。两个月过去，没有回音。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这三个人，据洪振快当时讲，公开能看到的都是画像，不是照片。 2016年3月30日，开庭前一个月，《解放军报》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文章拿出一段日本报纸的报道，说这是日方当年对狼牙山之战的记载，是几条证据里最有价值的一条。姜克实后来查出，这段报道出自1939年11月的《朝日新闻》，写的是涞源县南部的另一场仗，离狼牙山至少五十公里，比五壮士跳崖早了两年。 2016年6月27日，西城区法院宣判，他输了。判决书写道："尽管案涉文章无明显侮辱性的语言，但……通过强调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产生质疑"，所以算侵权。判决书还说，他错在拿"甚至文革时期红卫兵迫害宋学义的言论为主要证据"。二审时他交上一份日军步兵第110联队联队史的复印件，就是记着棋盘坨这一仗的那本。法院的答复是："复印件未经公证、认证，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 8月15日，终审维持原判。洪振快不登道歉。10月21日，法院把葛家、宋家两案判决的摘要登在《人民法院报》上，费用由他出。 2015年，原告的律师就在网上提出，要全国人大立一部法，英烈名誉一受诋毁，"便提起公诉"。2018年，《英雄烈士保护法》通过。2021年3月1日，刑法新增条款施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2013年在广州转那个帖子的网民，关了7天。2022年5月，前记者罗昌平因为在微博上议论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里冻死在阵地上的志愿军"冰雕连"，按刑法这一条判了7个月。 ——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46—52页（葛振林口述、陈逊说法、萝卜诸说及文革批斗语均转引自此文）；洪振快2015年9月28日北京大学讲座记录（《狼牙山五神兵》、钓鱼台仪式、赵可铭电话及档案馆查档均据其讲述）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68页；潘泽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史载有据》，中国军网2016年7月15日（1941年电报、训令及军区总结原文）；姜克实《日军记录中的狼牙山作战》，冈山大学《文化共生学研究》第17号，2018年，第55—77页（联队史、战没者名簿及《解放军报》文章考证）；姜克实《4.2.狼牙山战斗的背景/4.3.水上部队的动向/4.4.有关日军的作战记录》，Matters，2024年7月5日（有冈弘祐报告）；姜克实《从中共抗日宣传谈抗战史研究应该遵循的若干原则与方法》，华夏文摘，2021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16年10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271号判决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上，母亲厂里的红卫兵到北京遇家抄家，遇罗克的父亲和妹妹被逼着跪在屋里。门被推开，遇罗克回来了。一个红卫兵照他后脖梗拍了一掌，叫他先跪下。他问：“我犯了什么罪？” “出身就是你的罪！” 他问他们怎么看家庭出身，对方说：“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年多以后，他因为写文章反驳这副对联被捕，两年后被判死刑。 这副对联是一个月前贴出来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几个干部子弟把它贴在学校里，横批“基本如此”。运动一起来，不少老干部挨了冲击，他们的孩子憋着一口气，要凭父母的革命资历，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压下去。几天后对联贴进了北大、清华、人大。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和同学写大字报，夸它“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后来他在辩论会上的讲话被到处翻印，传到了外地。 对联里的“老子”，说的是党给每家定下的出身。父母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孩子算“红五类”；父母被划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孩子算“黑五类”，被叫作狗崽子，挨打。遇罗克二十四岁，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母亲一九四八年和人合股接办过一个小铁工厂，从此算资本家；一九五七年父母都被划成右派。他高中成绩优异，考了三次大学，三次都没有录取。 他不肯跟着去辩这副对联对不对。那年十月，他在家里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说：“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文章叫《出身论》，里面写：“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又写：“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和弟弟妹妹油印了几百份，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贴到北京街头，又寄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个成员和毛泽东、周恩来、公安部长谢富治。 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弟弟遇罗文和北京四中的几个中学生向学校借了五百块钱，办起一张《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登出《出身论》，印了三万份。来信多到邮局不给送了，办报的人每天自己去邮局拉两麻袋。许多人在信里写自己因为出身挨打、被斗、找不到活路，有人寄来血写的信。报社在北京四中设了接待站。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要求加入办报的这几个人。她们连《出身论》都还没看过，只读了骂它的文章，就觉得它有道理。她们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他并不想跟党作对，文章里写着“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 四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报纸停了。遇罗克把办报的人叫到一起，说：“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 从这时起，他出门身后总有人跟着。他给广东的朋友写信： “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封信遭到了邮检。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局长说，《出身论》是“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公安局手里还有遇罗克的一本日记，是抄家前他让妹妹拿出去藏、被人捡到交上去的。这位局长交代办案的人，整材料要往大罪名上靠： “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 十二月三十日，公安部按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那天早上，遇罗克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厂里保卫科有人偷偷告诉他，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很可能我会被捕”。第二天是一九六七年的最后一天，夜里全家人都没睡，等着多看他几眼。他一个人关在小屋里，老挂钟敲过十二点，他推门出来，说：“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谢富治在处理意见上批了“同意”。一月五日早上，遇罗克骑车上班，刚进厂门就被抓走，挨了一顿打，衣服都撕破了。 当天审讯，问到《中学文革报》，他说：“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过了几天，他想解释日记里一句话，预审员说：“今天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预审员要他交代“反革命小集团”，他说：“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一个月审他七八十次，给他戴背铐，关禁闭。 九月三日，预审员说他讲过，日本要是能让中国工业化也没什么不可以，骂他是卖国贼。他说这是莫须有。预审员说： “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给你定罪。” 他说：“我不承认。” “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同牢房有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张郎郎，因为讲了几句江青的段子，也被判了死刑，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张郎郎问他，办报写文章，会被秋后算账，值得吗？他说： “这些年来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有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为此我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遇罗克后来告诉张郎郎，有一次提审，预审员摊出他亲笔写的文章摘要，问是不是他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他一声不吭。主审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他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主审说：“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5分钟以后再告诉我们。”预审员都退了出去。五分钟后他们回来，主审问：“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他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主审脸色铁青，半天没说话，然后吼了一句：“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给我等着！” 遇罗克在看守所里关到了第三个年头。那时北京以防苏联打过来为由搞备战疏散，毛泽东、林彪都去了南方，留在北京主持的是周恩来。撤离前先杀掉信不过的人和可能的敌人，是从苏俄传进来的老办法；一九三四年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主持屠杀关押者的也是他。这一回，他借备战的名义，要把关着的一大批政治犯杀掉，杀遇罗克是他亲自批准的。月底，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批准的打击反革命指示发到全国，说打击反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的话也可以判死刑。 二月九日凌晨两点多，张郎郎和几十个人戴上死刑镣铐，被押进看守所的死刑号。遇罗克早已关在这里。走廊另一头传来他喊报告的声音：“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话没说完，门就被关上了。 三月五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坐满了十万人。十九个犯人被押到主席台下，每人五个警察押着，男犯剃了光头，胸前挂大牌子，脖子上套着绳子，防止他们喊话。念到谁，警察就拉起绳子逼他抬头示众。遇罗克不肯低头，警察用拳头捶他的头。每个人的判词都是同一句结尾：“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九个人被按着跪下，五花大绑拖出场去。遇罗克拖着脚镣，一步也不肯往前迈，几个警察推着他走。他二十七岁。 后来流传出来的判决书抄文和摘录里，给他定的罪名，除了写反动文章，还有“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又说他“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这个“集团”，他在审讯时说过，百分之百根本没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一位记者。这位记者刚发文章，说跟剧本《海瑞罢官》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文革开场前，遇罗克写文章替这出戏说过话。她问：“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告遇罗克无罪。”同一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工作报告写道：“一九七○年，遇罗克惨遭‘四人帮’杀害。”“四人帮”是一九七六年被抓的江青等四个人。批“同意”抓他的谢富治，批准杀他的周恩来，都不在里面。 弟弟遇罗文说，没有谁授予他烈士称号，也没有抚恤金，只是把他从被捕到被杀这两年零两个月的工资，给家里拿了回来，大约两千块钱。那是学徒工的工资。 母亲上下班要经过工人体育场，每次都把头扭过去，不看那个地方。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是罗克的生日，她在日记里想起他四五岁时，每天坐在台阶上等她下班，有一回她走到跟前，他才惊醒，害羞地说：“妈妈，我睡着了。”这是她最后一篇日记。那个月，她去世了。 ——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1981年二稿，内录1968年审讯记录）；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重刊） ——高皋、严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七章“抵制与反抗的潮流”·“围绕着对联的辩论”；印红标《1966年的北京学生造反》，载《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张郎郎《我所知道的遇罗克》，《炎黄春秋》2015年第8期，第81—85页；亚衣《从知识者的良心出发：访牟志京博士》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遇罗克案刑事再审判决书，1979年11月21日；遇罗文《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跋）；遇罗文受访，《回首文革(21)：血统论和出身论》；赵寻《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报告》，1979年

伟大领袖姆巴佩的名言： 八亿观众，不斗行吗？ 世界杯打下来，球迷死一半，剩一半，联赛照样踢，过几年又是满座。 皇马和一切球队都是纸老虎。 一个乌龙球，可以燎原。 凡是裁判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人不铲我，我不铲人；人若铲我，我必铲人。 看台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喊得最响的那几十个，下周赛季票作废。 我们不但善于砸烂一个旧更衣室，我们还将善于砸烂一个新更衣室。 主队铲客队，活该；客队铲主队，主队光荣；自己人铲自己人，误会。 姆巴佩主席对美国足协说：我们别的没有，女球迷多。送你们一千万，要不要？他们会给你们制造灾难的。 足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足球是暴动，是一个球队推翻另一个球队的暴烈的行动。 主帅退休前在餐巾纸上给接班人写了一句：你办事，我放心。三个赛季后，接班人进了预备队。 赛后发布会只有一句：试看天地翻覆，不须放屁。 最干净的还是看台上的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比那些看战术分析的球迷干净得多。 人民说，杀反足球人士，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杀反足球人士，一般不应超过看台人口比例千分之一。 弗格森算什么？他只封杀了一个 BBC，七年不接受采访；我们封杀了四万六千个足球评论员。你们骂我们是弗格森，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你们说得很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内鬼就睡在我们身旁，就坐在我们姆巴佩主席的包厢里。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夜里，北京颐和园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一个人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他在京西青龙桥头转悠了半天，刚跳下河，就被一直盯着他的民警救了上来。民警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这个人叫储安平。很多人知道“党天下”这三个字，它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里最出名的一句右派言论，说这话的就是他，当时他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本来没打算说。那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请他去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共产党整风，他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 统战部打这个电话的半个月以前，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好了一篇文章，说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里，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主持整风的邓小平说，党外人士放开提意见的鸣放正在兴头上，收网还早，文章不如不登报，改题《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一级一级秘密传阅。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对各省市委书记说： “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 这篇文章只在党内传，储安平这样的党外人士看不到。十年前，他在上海办政论周刊《观察》，骂国民党骂得狠，也写过一句话：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一九四九年他没有走。《观察》复刊后只办了十三期，就被改组，换成中共党员主持，他后来干脆不露面了。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座谈，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中宣部的胡乔木亲自登门，请储安平去当《光明日报》总编辑。四月一日他上任，对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 他在报社里说过：“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五月七日他召开全社大会，说民主党派的报纸要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发出一百多封约稿信，派记者到九个城市开座谈会，专门请人给共产党提意见。 五月三十日下午，统战部的一位处长又希望他六月一日发一次言。他不知道，邓小平已经交代各省赶快收集右派们的言论。 六月一日，他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发言。他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问题的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他说党要掌握国家机关的某些枢纽，这很自然；可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他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一点：一九四九年开国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里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里有两个；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他还说，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第二天，报纸全文登出了这篇发言。他到报社社长、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家，章伯钧迎上来，头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登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击右派的号令发出来了。当天下午两点，储安平走进章家的书房，说读了社论，他看情况已经不容许他在《光明日报》工作了。他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封写着“呈章社长”的亲笔辞职信。回到报社，几个老朋友问他“党天下”的问题打算怎么写检讨。他说： “我可以写检讨，检讨对‘知无不言’是有界线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 批判一场接一场。民盟中央一位女负责人说他整篇发言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第二天四家大报在头版头条登了她的发言全文。说过“你的发言很好”的章伯钧，在检讨里说自己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一九五四年组织国务院的时候，党外人士约占政府成员的四分之一以上。 七月十三日，储安平在全国人大的会上作检讨，题目叫《向人民投降》。认错的话里，他把十年前那句话又说了一遍：他解放前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说： “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 他去看病，不敢说自己姓储，怕医生认出他就是右派分子储安平。他说，他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起这年夏天的事： “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 十一月中旬，他和章伯钧同时被撤了职。章伯钧扳着指头算了算，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一共干了六十八天。十一月下旬，储安平所在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和《光明日报》联合开了三场批判储安平的千人大会。十一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登了这件事，标题是： “党天下”的谬论进了坟墓 一九五八年一月，他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降了很多。他几年前再娶的妻子也离开了他。 章伯钧三年不敢去看储安平，怕再连累他。三年后，他先让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去。储安平开门看见她，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他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他领她走到院子东边，那里搭了个小羊圈，养了几只羊，有两只是母的。章伯钧听妻子讲到这里，听不下去了，起身望着窗外说：“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过了几天，储安平一大早来回访，手里提着一个铝饭盒：“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章伯钧问他现在每天做些什么，他说：“两件事，读书，喂羊。” 他有时还被派到郊区政协的劳动农场，放羊、种菜，每月到九三学社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挨批判，也批判自己。六十年代初，他和小儿子储望华吃完饭走在路上，他对儿子说，他经常有自杀的想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教钢琴的储望华跟他告别，紧紧握着父亲很瘦的手说：“爸爸，您多保重吧！”这是父子最后一面。 八月，红卫兵学生来抄家，他一遍一遍挨打，家里抄了又抄。八月三十一日，他扫完街，筋疲力尽回到家，又有红卫兵来揪他。他从后院翻出去，跑到几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跳进河里。他被捞上来，押回九三学社。 第二天，他交了一份检讨，交代自杀的经过和对这一错误的认识。他向红卫兵和值班的人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他还想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给机关保管。九三机关里一位女干部把这事报告了统战部。统战部的答复是： “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 他把行李卷好，对着自己写的一张张认罪和恳请组织保护的检讨，坐着发呆。外面传来那个女干部的声音：“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他把行李卷夹在胳膊底下，走出九三学社的小门。街上满是黄军装、红袖标和铜扣宽皮带。他回了家。 大约九月上旬的一天，天还没亮，和他一起放羊的右派李如苍正要出门，看见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条，钢笔字，没写日期： “如苍兄，我走了。储” 李如苍拿着纸条赶到章伯钧家，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章伯钧在窗口站了半天，说：“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李如苍就住在什刹海边上，章伯钧叫他快回去守着那片水：“死也要见尸呀！”李如苍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偷偷跑到章家，说同一句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九月二十日，统战部下了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派了一个干部，叫他两个儿子协助，没有找到。一九六八年夏，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查找，仍然没有找到。他是落在红卫兵学生手里被打死的，尸骨无存。 一九八〇年六月，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的右派复查报告，储安平维持原案。全国最出名的二十七个右派，改正了二十二个，不予改正的五个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和储安平。当年主持反右、这时已重新掌权的邓小平，坚持要留下几个不改正的右派当样板，一是好证明反右是对的，二是这几个人代表着中共不能接受的主张。储安平被划成右派，凭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那篇“党天下”发言；不给他改正，还因为他十年前就写过那句话：共产党执政了，自由就成了有无的问题。一九八〇年定案的时候，这五个人里只有陈仁炳还活着；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都在这以前病故了，储安平失踪已经十四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储望华要去澳大利亚留学。他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上车去机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这时离他失踪，已经十六年。 二〇一五年五月，储安平的子女在江苏宜兴给父亲落葬。陶坛里放进去一张塑封照片、一本塑封的书。没有骨灰，也没有他生前穿过的衣服。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修订版），时报文化，2015年，第98—141、147页；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85—186、221、228—230页；储望华口述、李菁执笔《父亲储安平生死之谜》，《扬子晚报》2008年10月11日 ——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30—332页；储安平《向人民投降》，《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66、345、348页；毛泽东1957年10月13日讲话，《毛泽东全集》第38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110、456、531页；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第七章；《人民日报》1957年11月30日；新民网2015年5月20日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天刚亮，郑州北边的黄河大堤上，国军新编第八师的参谋熊先煜走进一座没人看守的关帝庙，对着关公磕了三个响头。他跪在地上默默祷告：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在庙西约三百米的地方选定了扒口的位置。那个地方叫花园口。 两天以后，黄河从这里改道，水往东南漫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下这道命令的是蒋介石，为的是挡住日军。挡住了吗？ 那年五月，徐州丢了。日军顺着陇海铁路往西打，六月六日占了开封。再往西就是郑州，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日军过了郑州，就能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日本急着拿下武汉，好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当时统帅部和政府机关都在武汉。国军刚在开封以东围攻日军一个师团没有得手，前线十万人奉命仓促撤下来，又累又乱。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后来回忆当时的判断：假使敌人继续向西冒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蒋介石这时要的是时间：让徐州撤下来的大军脱身，在武汉布防，政府往西迁。六月一日，国军决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转进，同时决定扒开黄河。这几天给蒋介石递扒堤主意的不止一个人。六月三日，洛阳的一个师管区司令发来电报，说要掘开黄河，用水淹没日军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了救国，也只好忍痛去做。 据晏勋甫回忆，最后的决定是在电话里做的。他和司令长官程潜商定扒堤，正好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来问以后怎么办。晏勋甫把计划告诉他，请他马上报告委员长。不到一个钟头，林蔚回电话：“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蒋介石派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督工。下游的百姓不预先通知，怕消息走漏，让日军知道。 头一处口子开在东边的赵口，挖了两天，水只流出一丈多远，两边的土就塌下来，把口子堵死了。六月五日中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商震，严厉督促实行。第二天傍晚，任务落到守这段河防的新编第八师。师长问熊先煜挖哪儿，他说花园口为宜。师长把这件事交给他主持。熊先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受命之下，颇感兴奋。 他看中庙西那段堤，是因为放出来的水可以顺着贾鲁河的河道往东南流，经过中牟、尉氏、扶沟、西华，进淮河；口子要是再往西一点，郑州和铁路沿线都要被淹。他在日记里写：利用贾鲁河道，以防漫延，当可减少人民之损害。 他把地图铺在地上，问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这段堤的张段长行不行。张段长两眼发直，连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熊先煜提高了嗓门：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段长看了地图，同意了。随行的工兵营长咚的一声跪下，大家跟着跪下，四个人跪成一排，对着黄河放声大哭。 两千多官兵在堤的南北两面同时动工，附近村子的百姓也被叫来帮着掘土。武汉的最高当局不时打电话来问挖到哪儿了。集团军的参谋处长到工地宣布：当夜十二点以前放水，总司令奖法币两千元。师长派一个团在四周警戒，对村里人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把十里以内的人赶开。师长对副师长交代了一句：这必然使泛滥区的老百姓受到莫大的损失，为此，要避免说是挖堤。 六月九日上午八点，放水。起初水流得很慢，到午后一点多，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熊先煜当天在日记里写：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几句之后又写：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救济之方，为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是赖也。 水顺着贾鲁河往下走。那正是麦收前，地里的人舍不得走。一个尉氏县的灾民后来回忆： “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挡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想到要出外逃荒。” 花园口附近的靳满仓那时还是个孩子，他记得：被围在高处的人没的吃，一阵子下来，饿死的老多，水浅的地方，麦子还露个头，逃到大堤上的人，就挎着个篮子，蹚着水到地里去薅麦穗。 六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程潜发了一封密电，头一条要对百姓说堤是日本飞机炸的，第二条要拿这片洪水当前线的屏障：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对外怎么说，放水当天程潜就向蒋介石报告过：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上面让新八师用炸药炸倒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几间房子、几棵大树，再发电报说大批日本飞机来轰炸，把大堤炸垮了。中央社随即发出消息：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军事委员会给师长记了一功。外国记者要来看，就再演一场军民抢堵。记者边走边问，堤约有二十米厚，弹坑不过一米左右深，怎么炸得垮。有的去问被叫来演抢堵的人，这些人只好装作听不懂。八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报告说，到七月底口子已被冲到三百七十六米宽，报告里写的还是花园口被炸决口。对自己的百姓，这个说法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挡住日军了吗？挡住了，但只挡住了郑州这一路，也只挡了四个多月。放水第二天，熊先煜在日记里记，据报已经打进中牟县城的日军往回逃了。日军本想过郑州、沿平汉铁路直下武汉，这条路被水断了，只好绕到长江两岸往上打：六月打下安庆，七月打下九江，十月底打下武汉。武汉因此晚丢了四个多月，蒋介石换到的就是这四个多月。 这道口子在之后的九年里一直没有堵。泛滥的黄河成了国军和日军之间的一道防线。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徐福龄回忆，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泛区西边新修的防泛大堤当作前线阵地，要求大家严加防守。新堤修得仓促，许多地方是沙子堆的，屡次决口；修堤的人工和材料，都向当地百姓摊派。 尉氏有个叫刘焕的农民，水来以后，一家七口逃荒到西华，住在庙里，刘焕和弟弟打短工，王瑞英和弟媳带孩子要饭。妻子王瑞英在庙里生下的女儿饿死了，大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没几天刘焕的母亲也死了。母亲死后四五天，保长上门派工，叫刘焕去打黄河堤，说这回以工代赈，给钱给粮。刘焕对王瑞英说： “俺去，俺这身子骨能撑一天就干一天，能挣一斤粮食给你和德安（他们的儿子）吃两顿面糊糊也是好的，这树皮草根再吃下去，俺一家又得死人。” 第二天有人捎信来，刘焕走了三十里路，到了道陵岗的工地，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王瑞英赶过去，人已经死了几个钟头。别人拿来一捆高粱秆，把他的尸体卷起来，埋了。 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数。战后的调查说，战争期间这片洪水在河南、安徽、江苏造成八十多万人死亡，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尉氏、扶沟两县，平民每四个人里死了一个多。一九四三年，泛区刚熬过一场大旱，五月麦子快熟的时候，新堤又决了口。 一九四五年以后，真相瞒不住了，国民政府改了说法，把泛区百姓的遭遇说成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所做的牺牲。七十年代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这样写这场洪水：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米，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五十年后，熊先煜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是这场牺牲改变了战局，也说：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一九四七年三月，花园口的口子堵上了。这一年，王瑞英领着德安回到尉氏。九年前一家七口出门，回来的是两口。 ——熊先煜日记（1938年6月6日至10日）、刘仲元等1938年6月3日电、程潜1938年6月9日电、蒋介石1938年6月11日电、王郁骏1938年8月6日电、魏汝霖1939年3月报告，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第421—433页 ——晏勋甫《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朱振民《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3—175、182—184页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0—63、65页 ——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亓民帅、林炫羽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4—35、37、39—40、44—45、73—74、89、155、173—175、237页（灾民口述转引自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王小秋等）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一九二二年秋天，广州。陈公博的家事已经料理完，去美国留学的护照已经领到，还等美国领事签字和船期。这时候张太雷来了。他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带着党的书记陈独秀的亲笔信，要陈公博立刻离开广州去上海，因为上海到处传说，陈公博帮了陈炯明。陈炯明是广东的军政首脑，几个月前刚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而上海的党这时已经站到了孙中山一边。陈公博问，凭什么证据。张太雷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这样说，香港的报纸也登过。陈公博说： "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 多数人知道陈公博，是因为他后来的事。他从美国读书回来，成了汪精卫的亲信；一九三八年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单独出面同日本讲和，他劝汪这样做必定身败名裂，劝不住，一九四〇年还是去南京进了汪精卫的政府。汪精卫死后他做了代主席，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后被枪决。很少有人记得，张太雷来的一年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之一。他后来写，他离开共产党，起因就在那次大会。 一九二一年六月，广州的共产党小组收到上海来信。信上说，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请广州派两个人去，随信寄来二百元路费。共产国际是莫斯科管各国共产党的机关：各国的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按它的章程，支部对它绝对服从；钱也从它那里来。这一次开会，各地代表的路费都是它出的，每人一百元，散会再领五十元，那时在湖南教书的毛泽东，月薪八元。 在广州当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兼着一个校长，正在争一笔修校舍的款子，也不满外国人突然发通知包办会议，没有去；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刚结婚，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了上海。 七月二十三日，大会在法租界李汉俊家里开幕。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都在座，路费是他们出的。北京来的张国焘去过俄国，被推做主席。会上表决一个议案：共产党员不许参加政治，连校长也不许当。陈公博反对，说共产党本来就是要去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能干。张国焘坚持表决，多数赞成，通过了。第二天晚上，张国焘提出把昨晚的决议取消。陈公博问，大会通过的议案怎么可以取消。张国焘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陈公博气极了，说昨天我反对，大会否决了我；今天只因为一个俄国人反对，又要取消： "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 决议还是取消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法租界的警察搜了会场，剩下的会改到嘉兴南湖一条船上开，两个外国人怕被盯梢没有去，陈公博也没有去。大会决议还规定：党中央每月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散会，每人再领五十元。 回到广州，陈公博和谭平山、谭植棠都在学校教书，每月把薪水的赢余拿出来当党费。办《广东群报》没钱，他的衣物典尽当光，妻子的金钏也进了当铺，换排字工人的伙食。他后来写，广州的共产党没有用过苏联一个钱，这样辛辛苦苦撑了一年。 上海不是这样。八月，陈独秀回上海做书记。马林要张国焘拟一份工作计划和预算，给党的工作人员定月薪。陈独秀冲着张国焘发火：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当无报酬地为党服务。张国焘反问他：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怎么办？ 十月四日，法租界巡捕把陈独秀抓走了。马林替他请外国律师、找铺保，前后花了几万元。陈独秀在监房里对同时被抓的同志说，统治者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出狱以后，他按马林的要求定期写工作报告，按月领款。第二年六月他给共产国际算了一笔九个月的账：党的经费，共产国际给了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己募捐一千元。那个不肯要钱的人，坐了一回牢，想明白了：没有俄国的钱就没有这个党，要当这个党的领袖，就得听莫斯科的。 陈独秀出狱后的那个冬天，马林到广州，国民党的张继陪着他，约陈公博在长堤的西濠酒店谈话。张继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听得出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陈公博很诧异：一大的宣言不是还把孙先生骂得一文不值吗，怎么变得这样快？他问，合并以后共产党解散不解散。不解散。那么党员就有了两个上级，两个上级的命令不一样，服从国民党就是背叛共产党，服从共产党就是背叛国民党，叫党员怎么做人？张继说，两个党都是革命党，发的命令自然不会不同。辩了两个钟头。马林话不多，说他要先去桂林见孙中山。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晚，孙中山登上军舰避难；十六日凌晨，陈炯明的部队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八月到了上海，要打回广东，缺钱缺枪。马林在上海见了他，他答应支持苏俄的军队留在蒙古、苏俄保有中东铁路（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的那条铁路），请苏俄出钱帮他打陈炯明。苏俄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肯合作的人。共产国际此前已经指示：共产党员全体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孙中山，反陈炯明。 可是陈炯明两年来一直是广州共产党的庇护人。孙中山在广东连年打仗，为军费横征暴敛，陈炯明不肯再跟他北伐，要保境安民。他让陈独秀在广州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习所，出钱给陈独秀办《广东群报》，支持了那年一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公博说他没拿过陈炯明的钱，办报的这笔钱，拿的人是陈独秀。陈独秀在六月以前还在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 八月底，马林在杭州西湖召集中共中央开会。五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问：中国党服从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后来写下了这一句： "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命令传到广州：联孙反陈。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不肯像陈独秀那样，共产国际说什么就做什么，继续拥护陈炯明保境安民。谭植棠被开除，陈公博受到严重警告。他反对俄国人操纵这个党，照样在报上写文章支持陈炯明。接着，张太雷带着陈独秀的信到了广州，要他去上海。 陈公博对张太雷说，他是个穷教授，不能花着留学的钱呆在上海等。张太雷劝他：要留学，何必去美国，何不去莫斯科。陈公博说，他联陈不联陈，陈独秀应该知道；去美国，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时就赞成过的。 他一口拒绝了，只托张太雷带一封一千多字的信给陈独秀。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声明： "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十一月，他从香港搭船走了。 ——陈公博《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与共产党》，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均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7、386—390、416—430页；《"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5—578页 ——石源华《陈公博全传》，稻乡出版社，1999年，绪言及第371、428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第159、164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19、304、318—319、340—341页

文革那几年，几乎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翻开扉页，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年向林彪约这幅字的《解放军报》记者韦梅雅回忆：“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 这四句话最早写在一九六〇年的一份军队文件里，那正是毛泽东最难的时候。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各地饿死人，有的地方出了人吃人的事。地方官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要求领袖换人。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被毛泽东撤了职，军队交给了林彪。毛泽东嘱咐林彪，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让人组织班子修改，自己也在草案上动了笔。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随后让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要各军区树自己的标兵。 沈阳军区挑中的，是驻抚顺的一个汽车兵，雷锋。他十九岁，湖南望城人，七岁成了孤儿，这年一月刚入伍。他从小要强，当过全县第一个拖拉机手，还写过小说和诗。八月辽阳发大水，他给中共辽阳市委寄去一百元，信的末尾写：“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 这一年，雷锋所在的工程兵部队为他订了一个“报大典型”的计划：把这个新兵做成“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树起来往上报，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了。部队专门组了写作班子，替他写学习心得、讲稿、日记和苦难家史，还派了摄影员跟拍。十一月，军区《前进报》写他的通讯送审，题目原叫《党的好后生》，杜平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一月二十一日，雷锋见了工程兵部队的首长，听政委传达了那份军委决议的精神，回来在日记里写：“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忠实于毛主席……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二月一日，《前进报》选登了十五篇雷锋日记，选稿的是报社编辑董祖修。董祖修后来回忆，他在连里翻雷锋的笔记本时，一张小纸条飘了下来，上面写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几句不在日记里，董祖修很喜欢，就把它接在雷锋一篇日记后面，中间替雷锋添了一句“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报社讨论后认为，它不违背雷锋平时的为人，就当作雷锋日记登了出来。后来这几句在六七十年代广泛传颂。 《解放军报》转载了这些日记，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日记里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十分赞赏。林彪随即决定，把雷锋从沈阳军区的典型升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此后半年，雷锋在部队和地方作了四十多场报告，人基本不在连队。 一九六二年一月，饥荒还没过去，中共中央召集七千名干部开会检讨大跃进。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讲，湖南农民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矛头指向大跃进。林彪上台替毛泽东说话：“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带头鼓掌。会后他退居二线，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刘少奇的声望升了起来。 七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答：“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三面红旗，是他定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分地，指的是一些地方让农民包产到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拍板，把军队里的学雷锋推向全国。全国要学的，就是林彪决议里那四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场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运动，压的是刘少奇上升的声望。 八月十五日，雷锋在营房边被一根弹回的木杆打中太阳穴，死了，二十一岁。九月，《人民日报》记者问他生前所在连队的干部要不要宣传他，干部说：“出了恶性事故。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呢，还宣传什么。”沈阳军区政治部却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把日记又加工了一遍。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全国各报在头版头条登出毛泽东亲笔写的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也登了出来。 毛泽东题词登报的同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告诉全国学雷锋学什么。他说全军几年来“坚决执行了林彪元帅的指示”，雷锋最值得学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记者斯诺问起文革开头时的刘少奇，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阿陀《雷锋与文革》，《黑夜豆灯》上卷第254—265页（韦梅雅语、1960年军委决议、雷锋1960年11月21日日记转引自此）；舒云《是否宣传雷锋曾有一场争议》，《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董祖修回忆转引自此） ——《人民日报》1963年3月5日第1、2版、10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5册、第16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雷锋致辽阳市委信 ——张峻访谈（央视《社会记录》，2006年3月6日）；史宝光口述（新华社，2005年3月7日）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林彪1962年1月29日讲话）；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962年7月游泳池谈话）

一九三三年，红九师师长段德昌要被自己人杀了。行刑前，军长贺龙叫伙房弄些肉和酒来，让他吃一顿饱饭。段德昌当面向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提了三条：红三军已经濒临绝境，这里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自己不是改组派；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吧。他这年二十九岁。后来，新中国给烈士家属发的第一号光荣纪念证，给的就是他的家属。 夏曦是一九三一年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的，管着那里的党和贺龙带的红三军。他到任就主持肃反，在自己队伍里抓“改组派”。苏区拿这个名目当反革命的代号：说谁是改组派，就是说他是混进红军的敌人。 肃反是中央要的。中央一再批评这里肃反不力；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指示信说，中央分局在苏区有最高权力，怀疑中央分局的路线是极端严重的错误。夏曦就一轮接一轮地抓、杀。两年下来，红三军从三万多人（编军史的黎白记作两万多）只剩三千。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分局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把红三军的党、团组织解散，继续肃反。到会的人都反对。段德昌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这次没解散成。后来，军里的党员已经杀的杀，抓的抓，夏曦还是下令把军里的党组织全部解散。红三军只剩下三个党员：夏曦、贺龙，还有军政委关向应（同在红三军的廖汉生回忆是四个）。 一九三三年春天，段德昌从前方写信回军部，建议带队伍打回他参与创建的洪湖老根据地。信一到，夏曦下令抓他。 贺龙问凭什么。夏曦说，他是改组派。贺龙问有什么根据。夏曦说，写信要带队伍回洪湖，就是要拖着队伍逃跑、叛变。贺龙说，段德昌真要拖队伍跑，何必先写信、又回军部？他有大功，不能杀。夏曦拍了桌子：“哼！我决定了！”中央定的规矩，分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好服从。 同一轮被杀的，还有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一批团、营干部。贺龙记得，一天他和夏曦、关向应走过村头，看见王炳南被绑着押出来，上身剥光，打得浑身没一点好肉，有的地方有蛆在爬。王炳南冲夏曦喊：从洪湖撤退，在江陵，你掉到河里，是老子救你上岸的，救了你一条命，有这样的改组派吗？你瞎了眼，把同志当敌人杀，你杀了多少啊……夏曦一声不吭，走过去了。王炳南又朝贺龙叫：胡子，我就问你一句，我王炳南是改组派吗？贺龙说：你算什么改组派？叫喊什么？杀就杀么，掉下脑壳碗大的疤！王炳南说：好，胡子，我最后听你一次话！胡子是部下对贺龙的称呼。一九三三年五六月又是一轮，红七师的师长、政委也被杀。 一九六一年四月，黎白问贺龙：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贺龙说，中央下指示要湘鄂西肃反，说有反革命打进了红军，他当时也信；后来杀的许多是大革命时期就跟着他的人，他才怀疑，才去争。再就是中央定的那条规矩，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讲完，贺龙泪流满面。出门的时候，一位同去的领导批评黎白，不该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的新指示信送到已转到贵州沿河一带的红三军，说分局估计党政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这完全不正确，是夸大。第二年一月，夏曦被撤职。他申辩说，自己是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两年前批评这里肃反不力、确认分局最高权力的，也是写这封信的中央。 一九五二年八月，段德昌死后十九年，毛泽东给他的家属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第零零零壹号。 ——黎白《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4、50—58页；《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41、154—159页 ——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报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89页；1934年中央指示信内容据黎白前文第55页 ——中共中央1932年1月指示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63页；《萧克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夏曦申辩）；《贺龙传》附《贺龙年谱》1934年5月条（红三军入黔东）；《红军与贵州革命老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红三军在黔东特区时序列”（廖汉生在红三军） ——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1935年1月撤职）；张永《锻造组织：红军与苏区史新探（1927—1934）》，2023年，第441页（廖汉生回忆） ——《段德昌：共和国“一号烈士”》，华声在线，2019年10月26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晚上八九点钟，北京郊区大兴县委书记带着十几个干部，冲到马村外第三道防线前。马村从八月三十日起就在杀人，当天夜里他就来劝过，村支书不听。民兵拿着木棒、铁棍、铁锹守着三道防线，县里的人从凌晨冲到晚上，冲了三次。县委书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 九天前，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三天后，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他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在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说得更直白：“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他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大兴县公安局就传达了讲话。治安科一个副科长召集县城黄村的红卫兵负责人、镇长和民警开会，把镇上二十七户“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家一家介绍给红卫兵，划好谁包哪几条街，定下二十七日下午三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打死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就打死吧！” 二十七日，黄村打死两人。同一天，派出所指导员把各大队的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叫来：“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话从县里传到公社，从公社传到村。新立村一个大队，打死了五十三人。 马村的治保主任把村里一百多个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关起来，老人、壮年男人、妇女、儿童分四处关押，另设一个刑场。村支书李恩元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 民兵经过请示，才让县委书记一行排队进村。同去的县委干部看见，审问的人拿着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逼被审的人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据说是地主富农等变了天好回来清算的账。说没有，就打。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反绑双手跪在七十多岁的奶奶身边，一个年轻人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孩子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一铁棍砸在他绑着的手上。孩子不久失血死了。两个人把一个打死的人抬上小推车，那人“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挣扎着掉到地上，一个人上去用铁锨狠拍了两下，又装上车运走。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交不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押去坟地找的路上跳进了水井。审他的人说他自绝于人民，拿四齿耙下井去捞。县里来的人就站在旁边，拦不住。 县委书记劝李恩元停手。李恩元把杀猪刀往桌上一拍：“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他反复说的还有一句：“要求杀绝，不留后患。”县委书记压不住，直到北京市委秘书长带着卫戍区的政委来，马村才停手。马村杀了三十四人，救出一百零八人。 动手最晚、杀得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三十日，公社文革组长搭县公安局那个说“打死就打死吧”的副科长的车回公社，路上问：“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了公社，副科长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当晚公社开秘密会，文革组长宣布三十一日夜里十点半统一行动，“拔尖子”还是“一扫光”，各大队自己定；散会前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一夜之间，九个大队杀了一百一十人。公社文革副组长到现场督战，嫌一个大队只杀了两个人，夸另一个大队杀了十一户、五十六口。 那几天，大兴全县的社队干部和民兵杀了三百二十多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全家被杀绝。 县里传达禁止屠杀的指示后，几个杀了人的大队很不服气，说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大兴的杀人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九月二日，市委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十三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对全国来的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第32—37页（谢富治讲话、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与部署、黄村、马村、县委书记在防线前的喊话、大辛庄经过、市委紧急通知均据此文；同去县委干部张连和所记原载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转引） ——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第25、27、30—33页（张连和所见男孩、跳井诸事，大辛庄干部不服气，林彪1966年9月15日讲话，均据此转引）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49页（毛泽东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午，傅作义跟中共签下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已经十天，他的部队已经开出城去改编，他正沉浸在起义后的轻松里。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脸色突变，喘着大气，不吭一声。报上登着城外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说他的部队“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读着读着，双手发抖，报纸瑟瑟作响。 这封信他没有见过。他把副总司令邓宝珊叫来问是怎么回事。邓宝珊吞吞吐吐，说信是一月十六日从林彪手里接的，交给傅冬菊了。傅作义又把女儿叫来骂了一顿，说她和邓宝珊误了他的事。 傅冬菊是他的长女，那年二十四岁，四个多月前搬回父亲家，说是来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骂她的时候不知道，那封信是她和邓宝珊商量了半天，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的；她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共产党；这四个多月，他唉声叹气、发脾气、想自杀，城外的解放军都知道，是她报出去的。 她是父亲疼爱的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时，她入了党。父亲从她编发的文章里看出她跟共产党走得近，托北大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读书。她对父亲说，留在国内，她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她没有走。 一九四八年初，地下党要她拿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父亲开柜子不避开她，密码她早知道了，可开柜还要钥匙，钥匙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底下。她买了几块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给家里的小妹妹。父亲下班回家，小妹妹爬进他怀里要他讲故事，从衣袋里摸走了钥匙。等父亲去开会，她打开保险柜，用照相机把最重要的军事材料一页页拍下来，再让妹妹把钥匙放回去。妹妹又得了几块巧克力，和姐姐拉了勾，保证永远不说。胶卷转报中共中央，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托人带回一句话，话里的“老家”指党中央： “老家的人谢谢你。” 那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东北的国民党主力眼看保不住，林彪的大军一旦入关，下一个就是华北。傅作义手里还有六十万兵马和华北一大片地盘。他不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可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只得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打还是谈，守北平还是往西撤回绥远，城外的解放军都想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 九月，她在北平办完事，坐上回天津的火车。车快开的时候，一个地下党员上车把她拉了下来：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她住进了父亲家。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天津，北平来接头的人不知道她已经入党，叫她再写一份自传，再入一次党。她又写了一份。 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把父亲的情形讲给北平地下党学委的佘涤清和崔月犁。崔月犁后来回忆： “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 她讲的话写成电文，经地下电台发到城外的前线指挥部。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聂荣臻后来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十一月三日夜里，父亲进门，嘱咐她少出门，免得特务盯梢。她说，今天见到一个老同学，共产党希望父亲和他们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又叮嘱她：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父亲还问过她：“你是共产党吗？”她回答：“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从此父亲常问她，共产党那边开什么条件，他的部下怎么安排。她答不上来，领导她的人就写很小的纸条，教她怎么回答，话说到几分。她也劝父亲：“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父亲要她托那位同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她转身要去拿纸笔，父亲生气了： “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电报的大意是：他愿把所属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给毛泽东指挥，请派人来北平商谈和平。电报发出去，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里谈到傅作义求和，写的是： “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不走”，就是不让他带兵往西撤回绥远；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城外的仗照样往前打。十二月，傅作义起家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自杀，往西的退路断了。二十五日凌晨，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名单，里面有傅作义。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和文件一胳膊扫到地上，往卧室走，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躺在床上念叨：“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的老师刘厚同来劝他。傅作义说，共产党要的条件，“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刘厚同劝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起义，他和部下都会有个光明前途。这位老先生也早被地下党争取了过去。父亲摔东西、念叨“完了”的情形，女儿也报给了崔月犁他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十余万守军被缴械。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在城外谈妥了出城改编的条件。临走，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封口的信，叫他转交。邓宝珊读了，觉得太严厉，怕傅作义看了变卦，压了下来。二十二日，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追问那封信交了没有，说要在报上公布。邓宝珊被催着进了城，还是不敢交，到后面傅冬菊的屋里，托她转交。她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把信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夹在一大堆文件里。父亲没有看见。 一月二十七日，林彪他们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出城的傅部要打散了编进解放军，“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 “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军委当天复电：“完全同意”。 二月一日他读到那封信的时候，部队已经出了城，北平已经交了。本来说好解放军入城时，他去城门口迎接，因为这件事，他没去。他给毛泽东写信，一口气写满两张纸：既然我是战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坐牢我立即自己去坐牢，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没过几天，他托人向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一本护照出国，没有办成。 她后来用的笔名傅冬，是当年父亲对她的昵称。一九五一年夏天，《人民日报》的同事金凤问起她当年的事，她讲了保险柜、钥匙和巧克力。金凤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她温婉地笑笑： “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妹妹。他再疲劳，小妹妹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妹妹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把傅作义列进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红卫兵照样用鞭子抽他。女儿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一次次批斗、审问。她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事，被怀疑是自己编出来的。她前后写过两份入党自传，一份在天津，一份在北平，都交到了地下党手里。她给中央写信申诉，党籍问题才算澄清。 父亲挨了鞭子以后，她才开始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悔背叛了父亲。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文革”结束，她对金凤说，想收集材料，给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金凤到崇文门去看她。金凤穿着薄毛衣，她穿着小棉袄，说她怕冷。金凤问，傅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 “困难太大，写不下去。” 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太少，又觉得愧对父亲。金凤劝她先写个草稿，留给后人。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金凤还要再劝，她打断了：“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那是金凤见她的最后一面。 晚年她病重，医院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住干部病房，交涉了几次，没有住进去。二〇〇七年七月，她在北京去世，讣告上写着：原行政十三级。 那部写父亲的书，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1期 ——金凤《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4—57页，第3期第54页更正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第11辑，第32—33页 ——舒云《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第48—52页 ——胡治安《统战秘辛》，天地图书，2010年，第247—248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48年11月18日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转引《罗荣桓年谱》第690—691页、《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日） ——肖荻《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今晚报》2009年10月22日 ——孙力舟《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转引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 ——周恩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资深记者傅冬逝世 曾参与劝降父亲傅作义将军》，中国报业网，新浪网2007年7月5日转载

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夜里，惠阳县城附近的山坡上，广州知青张宇德和女友梁淑文被当地人发现了，狗叫声、人声一齐逼过来。两人往山上跑，梁淑文一脚踩空摔下去，站不起来了。两个人在黑暗里对坐了几个小时，谁也没有说话。 张宇德后来说："我们当时考虑，实在没法一起走了。但若留下，被送去收容所也是分男女的，终究还要分开。" 天亮以后她喊救命，他躲在远处，看着民兵把她带走。 这是他第三次往香港逃。广东人管从水路偷渡叫"督卒"：象棋里的卒子一过河，就不能回头。 张宇德一九五三年生在广州。父亲一九四九年以前开过一个手工皮革作坊，文革一来被定成资本家，让红卫兵轮番批斗。一九六九年，十六岁的张宇德被下放到海南文昌的生产建设兵团。他后来说，家庭出身好的留在广州，出身不好的去农村。兵团每人每月四十斤粮食，根本不够吃。他怕的是一辈子回不了城。回广州探亲时，姐夫约他去香港，他去探父亲的口风，父亲说："你若能下定决心，那就过去。" 一九七二年四月，他和姐夫翻过梧桐山，躲在山上等夜深了从大鹏湾下水，被边防部队的狼狗发现了。 "那个牙齿，四个牙齿一直咬，咬下来痛得要命，那个血啊，流得满腿都是。" 他大腿上留下了四道一指来长的疤。两个人一起被抓，在深圳、东莞、广州几个收容所之间转了几个月，最后他被押回海南的兵团。偷渡被定成"投敌叛国"，一九六五年边境三个县的一份座谈会纪要里就写着："偷渡是叛国投敌行为。"一天晚上，全连两百多人在兵团食堂开他的批斗会，有人上来拳打脚踢，有人脱下脚上的木鞋往他脸上扇，又有人搬来一个十几斤重的冬瓜，用麻绳拴了，挂在他脖子上。 "至少挂了有40多分钟，颈脖子都快断掉了。" "我当时倒是没有很大的情绪。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干了坏事。" 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偷渡是一场政治斗争。一九六五年底的一份批复写着："我们同香港的斗争，不能比物质，而只能比政治。" 挨斗以后，他又跑了第二次，还没下水就被公安抓了。 一九七三年探亲时，他认识了梁淑文。她家出身也不好，文革中全家被赶进大山，她十七岁，也刚逃港失败。一九七七年那一次，就是两个人一起走的。 她被带走以后，他一个人又走了七天，到了海边，天刚黑就冲进大鹏湾，在海里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香港的海滩和小岛已经出现在眼前，一条香港水警船开到了他面前。 那几年香港的规矩是：偷渡的人在边境被截住，送回大陆；躲过抓捕进了市区、找到亲人，就能留下来。他有个从没见过面的亲表哥在香港当水警。他在船上报出表哥的名字，警员们大吃一惊，带队的警督正是这位表哥。表哥把家里的情况反复核对了一遍，认了这个表弟，答应靠岸以后替他想办法。 "我当时还心想，这次走运了。" 船在沙头角一靠岸，他就被铐上手铐，押去打鼓岭警署。他把母亲临走时给他傍身的一块手表、一枚戒指交给表哥，反正到了收容所也要被没收。当天下午，他被送回了大陆。 表哥船上的一个同事，几十年后在电视节目里说起西边后海湾。从那边游过来的人，碰上退潮，脚下是一片蚝田，软泥，以为踩到了陆地。 "那个浮泥束缚住他们的脚，越抽，这个脚就深下去，再抽这个，这个也深下去，不能离开，那当水涨的时候，淹死了，死了很多人。" 记者问他，水警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人已经死了，还站在浮泥上面。 在深圳这一边，海边有几百个收尸埋人的"拉尸佬"。一九七〇年代末，蛇口海上派出所定过规矩，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的尸体，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十五元。有一个拉尸佬说，他最多一天埋了五十具，领到七百五十元。 张宇德被遣返回大陆三个月后，在一家私人医馆里见到了梁淑文。她两条腿差了两三公分，走路一拐一拐。他知道这条腿治不好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邓小平在广州听广东省委汇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差距有多大，深圳市委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一份报告里有两个数：一九七八年，宝安县社员从集体分到的钱，一年人均一百三十四元；香港新界边上的农民，一年人均收入折人民币四千三百多元。 一九七八年，张宇德第四次走，梁淑文和另一个同伴跟他一起。三个人在元朗一带上了岸，爬到一个小山顶，踢响了山上报警的罐子，香港边境的兵从四面冲过来。三个人被冲散。他和同伴被抓住，只留下一个兵在山坡上看着。他对同伴说，我们一起跑，你往那边，我往这边，那个兵抓谁，谁的命就不好。一、二、三，他往山下滚，那个兵追上了同伴。他爬起来往第二座山上跑，听见梁淑文在远处喊： "德哥你马上把那个衣服脱下来。" 他穿的是一件蓝衣服，太显眼。他一边跑一边脱，甩开了追兵。她这一喊，把自己暴露了。五月十三日，张宇德进了香港市区，拿到了居留资格。表哥把替他保管了一年的手表和戒指还给他，说当初把他交上去，心里不忍，可是不能徇私违纪。梁淑文被抓住，送回了大陆。 第二年，单是宝安一个县，动身外逃的就有八万四千多人。早在一九七一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就写着，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当地流传的民谣唱："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一九七九年三月，梁淑文过了境，躲在打鼓岭一个养鸡场的鸡栏里。张宇德付了三千块钱，把她扮成新界农妇，带进市区，领到了居留证。一九八一年，两个人回广州结了婚。 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时候，说起逃到香港的人："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 张宇德回来了。二〇〇〇年以后，他从香港回内地投资，在江西开厂，在东莞开酒楼。他有时会回头想，当年豁出命去，到底有没有必要。这念头一晃就过去了，他还是觉得香港的日子让他满足。 "而且我喜欢这里的自由。" 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工地上一次就挖出了四百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后来特区办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的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一个字也没有提。 ——张宇德讲述：《张宇德：六年三度失败一夜泅渡抵港》，《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3日（搜狐转载）；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逃港者一集中张宇德、水警骆德志的讲述（据文学城2013年1月22日转贴文字）。各次逃港的年份取南都报道（1977年女友摔伤、1978年5月13日入市区）；又走七天、三个月后医馆相见、蓝衣服喊话等细节出自凤凰节目里张宇德的讲述，节目把这几趟记在1973年底和1975年，两处说法不一 ——王硕《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第51—56页（引文见第52—55页；1965年座谈会纪要、广东省委批复、邓小平1977年谈话、深圳市委1979年报告、宝安县逐年偷渡数字，均转引自此文） ——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年终汇报提纲》、宝安民谣：转引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8日林天宏报道 ——邓小平谈话前半句：江关生《中共在香港》下卷，天地图书，2012年，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