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狗红烧鸡翅膀

"三年自然灾害"这几个字，杨继绳信了很多年。他父亲就是1959年春天饿死的。他后来当了新华社记者，为了这几个字，五次去国家气象局，要查那几年的天到底怎么样。 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一中读高中，课余正替学校团委办"五四"墙报。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村里赶来，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父亲已经没有力气去刨树皮，想到江家堰买点盐冲水喝，倒在半路上，是村里人抬回家的。 杨继绳向班主任请了假，在学校食堂停了三天伙，取出三斤大米，赶回村里。门前的榆树没有皮了，白花花的，树根也被刨光，剩下一个土坑。村里没有狗叫，没有鸡跑。家里没有一颗粮食，水缸里连水也没有。父亲半躺在床上，想伸手招呼他，手没有抬起来，只动了动。杨继绳后来说，这只手和他在生物解剖课上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差不多。父亲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是叫他赶快回学校去。 这个父亲其实是他的伯父，从他出生三个月起把他养大。不管刮风下雨，老人都抱着这个孩子走乡间小路，到四乡去求人喂奶。分了田以后去交公粮，老人让孩子挑两小袋稻谷同行，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走到半路孩子挑不动了，老人把孩子连同那两小袋稻谷一起放上自己的挑子，送到粮站。 两个月前，老人还托人叫杨继绳回家一趟。生产队偷偷杀了他放的那头水牛，他家分到一斤牛肉。杨继绳一进门就闻到肉香。老人不吃，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他吃不下。杨继绳大口吃了，老人在旁边看着。那时老人的腿已经肿了，杨继绳不知道那是饿的。 这一回，杨继绳挑满了水缸，又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刨花生芽，用带回来的米煮了稀饭，送到床边。老人已经咽不下去了。三天以后，老人死了。 杨继绳后来写道："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他以为家乡的事是个别现象，父亲的死只是自己一家的不幸。第二年他考上清华，1964年入了党，毕业后分到新华社。 他父亲这个春天没粮吃，本该吃的是1958年秋天的收成。比常年减产三成以上的地，官方叫成灾面积。按官方自己的统计，1958年的成灾面积比前后几年都少，那是个好年景。 这一年的粮食没有留在农民手里。到了秋天，劳力都去大炼钢铁。浠水全县五十多万人，十三万多人砍树烧炭，他们学校把上下课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炼铁炉。地里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国家又按吹出来的产量定征购，就是从农民手里收粮，1958年收走1175亿斤。挤掉的是农民的口粮。 从1958年底起，农村就不断饿死人，各地告急，请求少征一点。1959年3月底，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导，把粮食征购的比例从29%提到40%。这些粮食要拿去出口，换外汇搞军事工业。4月9日，国务院秘书厅又送上一张春荒统计表：十五个省，2517万人没有饭吃。4月17日毛泽东批示，把材料印三十份，送十五个省的第一书记，请他们迅速处理。杨继绳的父亲就是这个月倒在买盐路上的。批示发下去了，毛泽东和中央仍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征购没有降。这一年全国产粮3400亿斤，比上年少600亿斤，国家收走1348亿斤，比上年多173亿斤。 那年夏天，一些省份真的旱了。七八月间黄河、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少雨，河南七到九月的雨比常年少一半，湖北也在受旱最重的省份里。杨继绳的父亲那时已经埋了三个月。 也是这个夏天，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彭德怀写信说大跃进出了问题，被定成反党集团，接着全党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加上总路线，合称三面红旗，都是毛泽东定的。这以后，谁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的帽子。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开了粮食问题的会，会后省委向中央报告，全省除兰州市外，45个县市缺粮。8月16日庐山会议一结束，他被打成"甘肃的彭德怀"，经中央批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各地还在饿死人，总得有一个能说出口的原因。"自然灾害"就是这时候出来的。 195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登周恩来的讲话，说人民公社"在战胜今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继续增产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1960年元旦社论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这时候，"特大自然灾害"是拿来夸公社战胜了灾、粮食还增了产。 1960年死人最多，灾也越写越大。10月1日，国庆社论说这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12月，新华社说"近百年来没有过"。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定下来，"百年未有"，这就成了正式的解释。 1960年11月14日的紧急指示，要各地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玉米根粉、小麦根粉、橡子面、小球藻都写在里面。指示说的还是"农业生产连续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灾只要算在老天头上，就追究不到毛泽东。 上面的人知道。1961年，粮食部和统计局受命让各省填表，汇总出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后通知粮食部的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同一年的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讲的是："克服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 1962年1月，七千多名干部到北京开会。1月27日，刘少奇在台上讲，他回湖南问过农民："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他还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那七分算谁的，九天前的1月18日，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已经有人问到了毛泽东。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周恩来接着替毛泽东说话，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会开完，没有人为饿死人负责，天灾的说法也留了下来。 杨继绳是在文革里开始明白的。湖北省长张体学说了一句话：湖北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他这才知道，家里的事不是个别现象。后来当了记者，看到的东西多了，他写道："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他开始写这场饥荒。写到天灾这一部分，他想找一份不靠官方报表的数字。他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找到农业气象学家高素华主编的一本图集，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1951到1990年的资料画成曲线。 这些曲线算的是全国。中国这么大，总是这里旱那里涝，要看全国加起来，雨水比常年偏了多少。曲线上，1960年偏旱，气象上算一般干旱，比1955、1978、1988等七个年份都轻得多。1978年比1960年旱得厉害，那时文革刚结束，没有饿死人。1959、1961年全国的雨偏多，只算一般涝年，比1954、1973年轻得多。这是全年的算法。单算庄稼生长的4到10月，这三年的降水偏离常年的幅度，是四十年里最小的几年。 五十年代最大的灾是1954年的长江大水。有人死在洪水里，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那时农村还没有完全合作化，农民家里还能存粮备荒。 官方的灾情数字确实很高，1960、1961年的成灾面积，在当时是最大的。这个数是各级政府一层一层报上来的，饿死人以后，报灾多了，上交就少，救济就多，饿死人的责任也轻。1978年的成灾面积和1960年相差不多，那年的粮食却增产了。 四川华阳县的左学富当年14岁，他说："根本就没得天灾。"他记得的是："谷子刚打下来，都还是湿的，就全部运起走了，说的是支援国家。"他嫂嫂后来得浮肿病死了。 书稿这一部分写完，杨继绳心里还不踏实。2005年8月30日，他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见到已经退休的高素华，请她看他写的这些文字。高素华说他的理解是对的。她说："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按这些记录，那三年没有比常年多出来的天灾，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也站不住。 杨继绳算出来，那几年饿死了3600万人。他写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叫《墓碑》。他说，这块碑是给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的，给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的，也是给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的。 官方后来承认了错误，"自然灾害"这个说法一直没有收回。收回了，就要回答那几千万人是谁饿死的。1981年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写的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2024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网站解释总人口数据，写的是："1959年至1961年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出生率锐减，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 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2016年第15版，上篇第5—8、11—13、40页；下篇第652—659页（灾情统计、350站资料、高素华访谈）、第946、1017—1018页（炼钢铁、收粮）、第972—973页（周伯萍）、第1112—1113页（七千人大会起草委员会）、第1167页（十五省春荒）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7日，1960年1月1日、10月1日、12月29日，1961年10月1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1960年11月14日指示）、第14册（八届九中全会公报） 《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64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1962年1月27日讲话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58、1959年征购数） 秦卫东《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左颖嶷《风雨故土》，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2004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国家统计局网站《正确解读总人口数据》，2024年12月30日

1960年10月，河北徐水县的灭病办公室向上报了一千二百多个浮肿病人。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知道后大发雷霆，把办公室批了一顿，又挨个追问各公社书记。有个公社原报83个浮肿病人，被他追到只剩3个；他还让办公室把浮肿病改成别的病，这才罢休。那一年，县里的韩家营村有一天死了七个人。 1958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了徐水县的大寺各庄。在农业社俱乐部的长桌旁，张国忠告诉他，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打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睁大了眼睛，伸出巴掌算了一笔账，问：“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徐水上一年的粮食亩产是138斤，夏粮亩产只有70斤。县里的老干部后来说，张国忠起初还算务实，有股闯劲。1957年冬天，他把全县十万劳力编成大兵团修水库，让农民在工地搭棚住，不准回家。1958年3月，毛泽东在徐水修水利的报告上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毛泽东那一问，屋里一时没人答得上来。张国忠说：“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人家不要你的粮食。社主任说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每个县都得造酒精。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后来他夸徐水：“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问：“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答：“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临走前，毛泽东向张国忠提议办人民公社。 晚上七点半，毛泽东的车队一走，县委就开了全县电话会，各乡在电话里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第二天，全县248个农业社改成了人民公社。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来到徐水，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 那年在徐水挂职当县委副书记的作家康濯，也给《人民日报》写徐水，他的连载里写着要让小麦亩产十二万斤、一棵白菜长五百斤。康濯后来回忆，他有些稿子写的数字低，见报时变高了，是报社直接给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他当面问过张国忠： “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康濯说：“你得实事求是！” 张国忠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从3月到10月，全国有三十二万人来徐水参观，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多个外国人也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以下二十多位中央领导先后到过徐水。9月刘少奇在试验田里鼓励徐水人：“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给他们看的东西是备好的：县里把好猪集中到一处给人看；大寺各庄人称“一夜高楼”的新楼，有的楼板是苇子秫秸扎的，外面刷一层石灰；为了首长和外宾的安全，北下关村在中秋节晚上把一百户地主、富农等“五类分子”和“危险分子”突然迁走，民兵押着，只准带衣服被褥，说走就走，迁到十四里外的村子。来看的大人物看得出破绽，为了向毛泽东表态，当时没有一个当面说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回到北京以后才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张国忠要求山药每亩必须栽到五万棵以上，达不到的受罚。有的社员觉得太密，又不敢顶，只好在地头栽得密密的，地中间照常栽。张国忠发现了，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当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进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 9月20日，张国忠在报告里点名说县长“对亩产千斤缺乏信心”，干部们在电话会上“辩论”了县长一个通宵。县、乡、村三级都设劳改队，下捕人指标，社员“走得慢”“干活慢”，也被送进去。1958年，全县捕了4643人。 韩家营村的袁金祥那年十二岁，夜里跟几个孩子推水车浇地。推到后半夜，就留一个孩子专门敲水车的闸板，查夜的人远远听见嘎达嘎达响，以为还在干。“连小孩都知道弄虚作假，觉也没少睡，地也没多浇。”可千万不能让监工发现，发现了一脚踹倒，绳子一捆送农场；要么就是被辩论。“说是辩，其实只准别人辩你，不准你辩别人。一堆人把你围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称为‘滚煤球’。” 9月，全县的公社又合成一个人民总公社，取消工资，吃饭、穿衣、看病、丧葬都由公社包下。有的地方连社员的箱子柜子都归了公，他们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为了建新村，全县拆了三万二千多所房子，新楼盖在大寺各庄，别处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食堂是张国忠照毛泽东的意思办起来的，不准农民在家起火做饭。照“一天吃五顿”的号召放开肚皮吃了半个月，食堂就断了粮。 10月，下放到徐水劳动的中央办公厅干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那里强迫命令，虚假现象不少，粮食的预产估计多半大于实际。11月上旬中央在郑州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几次批评徐水的强迫命令：“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11月10日，他把那份报告批给河北省委，最后加了一句： “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 会上他又说：“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同属保定的安国县那个月报上来的亩产是3361斤，实际是330斤。毛泽东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第二年夏天在庐山，他对彭德怀说：“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 宣传徐水的报道从报纸上消失了，张国忠还是县委第一书记。第二年，徐水人每天的口粮从六两降到四两，再到三两。袁金祥被队长派去摘树叶，先是榆树叶、槐树叶，后来杨树叶也摘，泡掉苦味掺着粮食吃。有人吃谷糠，拉不出屎，“用铁丝弯成钩子往外掏”。1959年1月，保定地委向省委报告浮肿病，“发病地区以徐水、涿县为主”。徐水外逃了三万二千多人，县里设了三个劝阻站往回截人。1960年3月，老头河公社二十六个村的社员吃苍耳中毒，五百五十人中毒，死了四个。 1960年4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张国忠在全国人大的发言：“徐水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极为良好。”“人民的文化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那一年，袁金祥的爷爷在生产队看瓜，饿得受不了，吃了好多甜瓜，拉稀死了。“原本体质相当好，一米八的大汉。”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指示，要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五风”。30日，九百多人的工作组到了徐水，一到就宣布张国忠停止工作，他随后受了处分。县档案馆的记录是，到1961年1月，全县病亡1642人。 整整二十年后，徐水县委撤销了对他的处分，理由是： “不应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在当时政治形势和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央、省、地委各有责任。” 他还当过涞源县的副县长。高老先在地中间照常栽了山药，死在了劳改队里。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第2版；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第3版；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525—534页；辛平《梦幻的天堂》，《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第29—40页 ——李月刚《河北徐水 跃进明星 回归平淡》，《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10日（康濯回忆、袁金祥口述、县档案馆材料）；尧山璧《徐水大跃进》，《随笔》2010年第3期 ——张国忠发言，《人民日报》1960年4月8日第10版；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毛泽东与保定》第77页（转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