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暉

这篇文章记录了文革期间苗寨的一位尼姑老师，是我爸几年前心血来潮写的，未发表。我未作任何修改（包括错字标点等），今天贴在这里，留作家族口述史的一份材料： 《“师伯”与龙老师》（上） 我从我表哥那里知道了“师伯”这个称呼，以及认识“师伯”——她是个尼姑。 表哥不是我亲表哥，而是我外婆姐姐的孙子。外婆无儿，和姐姐同嫁在一个寨子，又是邻居，因此我们两家来往比较密切。自从记事那天起，我和表哥一见面，不管是他来我家还是我去他家，他都要打哦吼：“师伯的男人来了！”那时我大概五岁，表哥的身子大我六岁，说话大我六岁，想东西也大我六岁，就经常用“师伯”来调侃我。贵州松桃及湖南湘西一带的苗人（清朝皇帝叫做红苗）特别爱开玩笑，有时候也会花言巧语调侃异性。本来大家就整天吃糠咽菜，嘴巴里再里不嚼点甜话，日子咽不下去。 我打架干不赢他，只好把气和这个未曾谋面的师伯一起憋在心头。在我的脑海里，师伯肯定是个又丑又傻又邋遢的女人。 那时老家没有学校，更谈不上幼儿园，父亲就想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读书。我不想去读书，因为我讨厌表哥，更讨厌他挂在嘴边的师伯。但父亲知道识文断字的重要性，说烂了嘴皮，还是把我劝服了。他在旧社会的私塾读过《孟子》《中庸》，在新社会也曾经被人民政府作为少数民族干部重点培养，1956年还在铜仁合作干部学校培训过，方圆七八里都认识他这个烂秀才。父亲不仅晓得“三纲者，君臣义”的下一句是“父子亲，夫妇顺”，还能往墙上写很长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每个字都比笸箩还大。但由于父亲是单传，爷爷奶奶总担心他在新政权里做错事：“人家是汉你是苗，找个借口砍你脑壳，接都接不回去！”于是一直观望着，观望着，观望到终于失去了吃皇粮的机会，只得跟其他村民一样，舞起锄头把来谋生。 “起床起床，上学去！” 我连滚带爬地吃完早饭，背着书包上学去了。那是一个父亲双手大的红色挎包，上面还印着黄色的“红宝书”的字眼，里面装有住在我家的“四清工作队”送给我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我、表哥和其他一些小伙伴扛着红缨枪，兴高采烈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向着学校跑去。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个四周长满合抱大枫树的山巅，叫“枫树坳”。山下有七八个苗寨。距学校50米左右有一条通往湖南腊尔山的赶集大路和一口四季不枯的水井，水井左右边分别是一颗大大的金蛋子树和柏籽木。井口用一块重几百斤的青石板盖着，水井被分为三格，上格是饮用水，挡板的中间打有一个小缺口，用来放走溢水和接饮用水之用，中间一格是留给路人洗手洗脸专用，最后一格是用来洗脚。水温冬暧夏凉又位于交通要塞，光顾的人也自然不少，走下水的青石板台阶被过路的人们踩磨得锃光瓦亮，能照得出人影，特别是五黄六月的赶集天，来井水洗脚的小伙子，将脚踩得啪啪作响，把水溅在洗脸或洗脚姑娘身上，用来引起一阵阵善意的叫骂来与她们搭讪，或引发一阵水仗…… 走进学校我才发现，那里根本不是学校，是座比丘尼庵。教室很简陋，书桌是用粗糙木板搭成，板凳全是学生从自己家里抬去的，分三个班级，五十多个学生轮换在两个教室上课，一男一女两个老师，男老师姓龙，是个患有小儿麻痹症严重后遗症走路很吃力跛子，年龄三十多岁；女老四十多岁，是个比丘尼，剃光头、戴头帕，她自己也不知道姓啥名啥，当地习惯叫她师伯，因此大家叫她师老师。 师老师长得很靓丽，虽然四十多了，面如满月、脸似桃花，白里透红，她身体丰腴白皙，不胖不瘦，真的是那种弱骨丰肌的少妇。讲话下湖南（麻阳一带）口音，同时会讲流利的苗话。后来才听外婆说师老师的命运：五岁左右父母双亡，靠乞讨为生，因此她不知到自己姓啥名啥，自己的生辰八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大概八九岁时候，有一家恶霸见她长得明清目秀就收做童养媳，嫁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呆子。十二、十四、十六岁左右分别生三个小孩都先后夭折，由于丈夫是个呆子，她又没有父母保护，在家中没有人将她当做人看待，稍不顺意就对她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到了十八岁左右，在忍无可忍的背景下她决定出家，削发为僧。 在旧社会有个约定俗成规定，一个人不管犯下多大的滔天大罪，罪恶累累，只要出家为僧，就不得再追究责任，师老师出家后，她全家也找到麻阳的尼姑庵，见她已经削发为僧，也拿没办法，但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将她送到贵州的枫木坳尼姑庵。 经过寒冷的冬天，才懂得春天的温暖。师老师到枫木坳尼姑庵后，她虚心向老尼姑们学习。念经、采中药、写毛笔字样样精通，方圆几十里的哪户人家小孩生病、哪个老人跌打损伤，她都有求必应，同时还免费给村民写立当、立卖字据和秉贴等，受到当地的交口称赞。 （下文见转发） #二棒论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