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当然犯下了许多罪恶，但基于对历史的尊重，你应该承认他是他那一批共产党当中，相对好的一个。
毛从小深受水浒传、说唐演义、薛刚反唐等演义小说影响，梦想是当打家劫舍的山大王，当山大王当然包括干些割仇人心肝下酒的勾当，但山大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的反人类色彩比那些纯正的共产分子要低得多。
在毛第一次掌握武装力量的秋收起义时期，他就受到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原因是毛泽东杀人太少，党中央要求毛在长沙周边大肆屠杀地主富农，而毛不愿意这样做，毛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带领这支队伍上井冈山，在湖南乱杀一通没有必要。
那么当时掌握中央催着毛泽东杀人的都是谁呢，除了大家敬爱的周恩夹周总理，还有你们“鲁迅先生”一辈子的至交、灵魂伙伴瞿秋白同志。
毛上山之后，党中央又派朱德和陈毅带兵在湖南搞湘南暴动，这个湘南暴动的口号包括“烧烧烧”，“杀杀杀”，具体政策是杀尽地主富农，烧光中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如果你是一个农民，家里有两三亩地自己种，过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么你就是自耕农，也就是中农，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应该烧掉你的房子，毁掉你的全部财产，把你变成贫农，这样你就只能走上革命道路了。
如果你运气不好，家里还有别的产业，比如开个磨坊，或者酿酒小作坊，或者你什么都没开，只是把种不过来的一两亩地租给别人，又或者每年农忙时节雇佣短工帮忙干农活。那么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只要你的“剥削收入”，也就是你通过雇工或者放租的收入超过年收入的15％，你就是富农，红军会执行政策杀你全家。严格来说中央政策只提到要杀你本人，但具体执行的时候一般都是斩草锄根，连你父母老婆孩子一起杀光光。
还有一些倒霉蛋既不是富农也不是中农，只是住得离大马路近了一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湖南通往广东的马路两侧30华里范围内，所有房子应该一律烧光，后来朱德陈毅向中央请示，30华里范围太大了，人手有限根本烧不过来，于是中央大发慈悲，改为只烧公路沿线5华里的房子。
这些政策是“鲁迅先生”的好基友瞿秋白同志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由湖南特委一把手周鲁同志监督执行。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再次体现出其宅心仁厚的一面，拒绝参加湘南暴动，不肯下山去湖南烧烧烧杀杀杀，又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
毛主席上井冈山受到了当地两位的山大王王佐和袁文才的接应，毛主席和他们两人亲如兄弟，共为山寨之主，完全没有火并王伦这样的事情。然而两年后，共产党的湘赣边界特委朱昌阶和王怀上了山，一上山就怂恿彭德怀动手，把好心接待他们的王佐和袁文才都杀害了。
毛泽东同志对此非常的痛心和愤怒，对共产分子的邪恶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后来对这些人也大都进行了反攻倒算。
纵观中共的革命历史，毛泽东走到哪里，哪里的共产党就减少了杀人规模，毛主席掌控哪个根据地，哪个根据地的老百姓就更有希望活下来。
毛主席执掌井冈山的时候，附近的农民都还得以生存，1932年中央搬进江西，毛泽东权力被夺走，新领导层马上大搞所谓“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根据地的老百姓迎来了地狱般的生活，迅速死的死逃的逃，即使后来蒋介石不围剿中央苏区也接近垮台了。
其他根据地情况也类似，毛主席老对手张国焘主持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半年时间就杀掉了十多万平民。杀得当地老百姓能跑尽跑，种地的人都没有了，张国焘同志也被迫撤离。据抚恤委员会统计，接近五分之一的老百姓被红军杀害。
很多人说毛泽东是杀人恶魔的时候，罪证是什么富田事变，肃反整风，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互相杀。比如反毛分子最喜欢用李韶九攻击毛泽东，李韶九是毛泽东的心腹，喜欢把人吊起来打，用烙铁烫，往指甲缝里钉竹签子，李韶九还用火烧一个红军将领老婆的阴部，用弯刀把乳房剜下来，但共产党内部本来就是互相杀的，毛恰恰是杀得比较谨慎的。
比如夏曦同志领导的湘鄂西苏区，连续搞了四次大肃反，把苏区内部几乎所有高级将领和地方干部都杀完了，毛主席绝不会无缘无故杀这么多人。
夏曦杀到最后，整个洪湖苏区只剩下5个党员（含夏曦自己），军队从数万人锐减至几千人，也是自己把自己杀垮台了，被迫撤离时还有大量“政治犯”没杀完，直接装进麻袋系上石头沉入洪湖淹死。
再比如陕北苏区的活埋狂人戴季英和朱理治，他们采用皮鞭抽打、烙铁烫、活埋等酷刑，把刘志丹、习仲勋、高岗、马文瑞等人全部扣上“反革命”帽子关押审查，准备一锅端。
幸亏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及时赶到陕北，喊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才解救了习仲勋等人，避免了陕北苏区的彻底崩溃。
所以毛泽东虽然不一定是共产党里面最好的人，但至少也是相对好的那一拨，他后来确实杀了几百万中国人，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但如果掌控共产党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夏曦，戴季英......这些人，很显然杀人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善良，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虽然也杀人，但不愿意无缘无故的杀人，更不愿意像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样，纯粹为了杀人而杀人。
Paul郑褚 retweeted
我给你说个更详细的版本，彭德怀知道毛泽东是让他把太子带到朝鲜战场给太子镀金的，所以彭德怀要求毛岸英寸步不离他身边，彭德怀作为统帅总是安全的，也不会去到危险的地方，彭德怀是大老粗，他是这么表述的：我去茅房蹲坑，你没屎也得蹲我旁边，知道不？
毛岸英做蛋炒饭的时候，彭德怀很生气，其实离他并不远，叫他跟过来，他说今天这个蛋炒饭一定得吃上。
飞机看到冒烟就对着扔了个炸弹。毛岸英如果不死必然接老毛的班，子又生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也就没包子啥事儿了。
毛岸英被炸死这事儿毛泽东心里也清楚彭德怀已经尽力了，老天爷不让太子活着镀金回来，天命难违。蹲坑这个原话就是毛安插在彭德怀身边的另一个人表述给毛的。
彭德怀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和毛合作了，他于是就先下手了，但用人不当，犯了乔帮主同样的错，拉进来一起起事的人是毛的人，他本来是打算和苏联单独谈让苏联帮他联合干掉毛的。苏联也有此意，但被翻译出卖了。后来非常惨。刘少奇也同理，你干不掉对方必然被对方残忍的干死，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Paul郑褚 retweeted
不好意思 他做什么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我也没让他道歉，然后就道歉了。一切都是政府和商业行为，与我无关。还是那句话，如果没错就不要道歉，骨头得硬。你们怎么能向看不起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低头道歉呢？
前几天，贾葭 @jajia 他们“三个水枪手”录了一期节目，谈论中国人还有血性吗？
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简单，不同的环境激励出不同的表现，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印度人，作为群体他们的本性基本没有任何区别。一个群体里面的人之所以在某些事情上普遍显得有血性，不肯吃亏，是因为他们有指望，知道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硬刚下去不会吃什么大亏。反之亦然，如果明知道“有血性”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没有任何指望，这个群体当然就不会选择“有血性”。
比如美国人在政府面前就显得很有血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府一般不会太黑，就算政府故意干坏事，自己也有很大概率翻盘，所以根本不用害怕跟政府讨公道，而且还有一群律师闻着味就来了，他们就是专门帮你干这个活的。
中国人在政府面前就显得没什么血性，因为他很清楚你跟政府对抗没有任何好处，政府可以轻轻松松让你在看守所死于做俯卧撑，律师敢代理你的案子就吊销他律师执照，你的死不会有任何媒体报道，就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连你自己的家人都不敢提这件事。
把有血性的美国人放进这个环境，当他明白规则以后他的血性还在吗？
你看，美国人在政府面前血性十足，但是在DEI、安提法和政治正确面前，就一点血性都没有了。很多牧师也不敢批评恋童癖，记者也不敢揭露假新闻，教授也不敢批评大学里面的左疯子学运，游戏从业者根本不敢冒犯DEI，尽管这些玩意实际上已经严重危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因为美国人也知道，这些人真能砸你的车，搞掉你的工作，骚扰你的孩子，而且基本没有人会替你主持正义，法庭不受理你的案子，媒体会把你说成大坏蛋。这时候美国人的“血性”哪去了呢？
当然，在中国也有彭载舟，美国也有敢硬刚政治正确的教授和牧师，他们明明知道自己肯定会失败，而且下场一定会很悲催，但就是要这样做，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是极少数，你拿他们作为标准来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合理的。
有时候真的被外宾（含华裔外宾）气到笑。比如有人在油管频道下面指责我，他访问中国期间想去探视王怡牧师，找我问监狱地址，但我没有回复他，导致他没能成行，他说：你就是这样给王牧师当朋友的？
问题是王牧师被关了8年，他的家人都只探视了3次。你一个陌生人想申请探视？
有些外宾又要说了，他家人怎么回事，法律规定家属每月可以探视一次，为什么不去申请探视？
问题是王牧师不是一个人坐牢，他被抓以后家人就失踪了，没有走任何法律程序直接被绑架并人间蒸发。一年多以后教会会众才知道原来师母她们还活在人间，之前很多人甚至怀疑她们已经被秘密处决了。
同志们，你每一次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应该先试着多了解一点中国。
Paul郑褚 retweeted
2016年4月29日上午9点，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原告是狼牙山五壮士里葛振林、宋学义的儿子，被告洪振快是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的前执行主编，三年前写文章考证过五壮士的细节。庭审进行到一半，洪振快没等法庭许可就走了出去。法院缺席审理。
小学语文课本里的狼牙山五壮士，把日军引上绝路，子弹打光，摔断枪，从棋盘坨上跳了崖。
2013年8月29日晚上，广州警察抓了一个网民，行政拘留7天。他在微博上转了一个帖子，说那五个人里，三个是当场被打死的，两个被活捉。洪振快是研究历史的，看到这条新闻，想弄清楚课本上的故事是从哪儿来的。他在国家图书馆翻遍了图书、报刊和缩微胶卷，又亲自上了一趟狼牙山。
1941年9月，日军扫荡晋察冀，围攻狼牙山。课本里的五个人，是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班长和战士。照葛振林1957年的口述，那天夜里枪声一响，指导员跑进来，下的命令是：
"赶快上山，靠近团首长。"
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六班往棋盘坨上爬，"谁知那里早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他们只好掉头，爬上旁边另一座山峰。狼牙山下的村民说，这几个八路军进村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老百姓给他们指了一条绝路，又把他们的去向告诉了日本人。
攻山的日军也留下了记录。在日本冈山大学任教的历史学者姜克实，查了日军步兵第110联队自己编的联队史，又在日本防卫省的战史资料室找到带队上崖的日军少尉有冈弘祐写的原始报告。日军事先得到情报，说棋盘坨一带藏着少数八路军，计划就是把他们赶上去围住。真正攀上崖顶去打的，是有冈带的两个分队，二十个人。崖顶上的八路军有二十来人，架着一挺捷克轻机枪。双方对扔手榴弹，日军冲上去拼刺刀，崖顶上的人有的被打死，有的掉下悬崖。日军这边，一个一等兵被手榴弹炸伤，跌下山岩，没有死。联队的战没者名簿上，这一天"没有出现一名死亡记录"。
六班那五个人里，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三个被打死，葛振林和宋学义顺着山坡溜下去，逃了命。
崖顶上将近二十个八路军，最后写进课本的只有五个人。姜克实的解释是：
"因为那些阵亡者都死于跳崖之前的战斗，不跳崖，即没有被宣传的价值。"
这一仗后来怎样变成课本上的样子，按时间排下来看得清楚。
1941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一条新华社电报。同一段话里，前面写"我守军六人"，后面写"我英勇的七勇士屹然不动"，最后一句是：
"我七勇士乃将机步枪破坏，从容坠崖身死。"
七个人，全死了。十一天后，晋察冀军区发训令，人数改成五个，三个牺牲，两个负伤，说这一仗"计毙伤敌一百名以上"。到了年底，军区政治部的总结又写成"全体一致跳下万丈悬崖"。军区的另一份年度总结说，守山头的是"半班(7人)"，跳崖没死的那两个，括号里注着"因患病不能战斗"。几个月之内，军中几份文件对守山的有几个人、死了几个、怎么死的，各写各的。
1946年延安出过一本说书唱本《狼牙山五神兵》，里面替活下来的两个人唱的是："他们三人跌下去，我们两人顺崖溜"。
1957年葛振林口述，打了一上午仗又饿又渴，"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人拔个吃着"。后来出的书里，成了班长批准每人拔一个，还说"等打完这一仗后去找萝卜主人赔偿"。指导员那道"靠近团首长"的命令，到了课本上，成了为了掩护群众；掉头另找山峰，成了班长有计划地把敌人引上绝路。课本上那个英雄故事，就是这样一步步编出来的。
文革中批斗宋学义，有人当众问他：
"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1995年，1941年时一团政委的夫人陈逊对记者说，是"三跳二溜"，三个跳，两个溜。葛振林很不高兴，那年9月写了一份《我的说明》："当年我和宋学义纵身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到坡上"。
2013年9月和11月，洪振快发了两篇文章，后一篇登在《炎黄春秋》上，题目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他把这些说法并排列出来，说五壮士的真相，"还有待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文章出来，有人在微博上专门转了萝卜那一段。经济学者梅新育跟着写："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评论员郭松民再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
洪振快和责任编辑黄钟去法院告这两个人骂人，告梅新育要赔5000元，告郭松民要赔1万元。两场官司都输了。北京海淀区法院说，郭松民那句话"符合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且未超出必要限度"。至于洪振快那篇《细节分歧》，判决书写得明白：
"《细节》一文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我国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具体英雄事迹细节的探究，但它实质上是对这起英雄事迹所代表的抗战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再评价。"
2015年7月24日，钓鱼台国宾馆开了一个"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授权仪式"。葛、宋两家的儿子到场，三十多人里有退休的军队高官。8月17日，两家向北京西城区法院递了诉状。挑这一天，他们的解释是"八路军（8）要（1）起诉（7）汉奸"，汉奸指的是洪振快。诉状要洪振快登报道歉，还要他向五壮士"在天英灵登报谢罪"。宋家的代理律师王立华在一次座谈会上讲，前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上将给法律部门的最高领导打了电话：
"你们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
那年7月，洪振快去解放军档案馆申请查1941年晋察冀军区的伤亡名单和烈士名册。他想，三个人要是在那天跳崖牺牲，名册上一定有登记。两个月过去，没有回音。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这三个人，据洪振快当时讲，公开能看到的都是画像，不是照片。
2016年3月30日，开庭前一个月，《解放军报》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文章拿出一段日本报纸的报道，说这是日方当年对狼牙山之战的记载，是几条证据里最有价值的一条。姜克实后来查出，这段报道出自1939年11月的《朝日新闻》，写的是涞源县南部的另一场仗，离狼牙山至少五十公里，比五壮士跳崖早了两年。
2016年6月27日，西城区法院宣判，他输了。判决书写道："尽管案涉文章无明显侮辱性的语言，但……通过强调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产生质疑"，所以算侵权。判决书还说，他错在拿"甚至文革时期红卫兵迫害宋学义的言论为主要证据"。二审时他交上一份日军步兵第110联队联队史的复印件，就是记着棋盘坨这一仗的那本。法院的答复是："复印件未经公证、认证，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
8月15日，终审维持原判。洪振快不登道歉。10月21日，法院把葛家、宋家两案判决的摘要登在《人民法院报》上，费用由他出。
2015年，原告的律师就在网上提出，要全国人大立一部法，英烈名誉一受诋毁，"便提起公诉"。2018年，《英雄烈士保护法》通过。2021年3月1日，刑法新增条款施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2013年在广州转那个帖子的网民，关了7天。2022年5月，前记者罗昌平因为在微博上议论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里冻死在阵地上的志愿军"冰雕连"，按刑法这一条判了7个月。
——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46—52页（葛振林口述、陈逊说法、萝卜诸说及文革批斗语均转引自此文）；洪振快2015年9月28日北京大学讲座记录（《狼牙山五神兵》、钓鱼台仪式、赵可铭电话及档案馆查档均据其讲述）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68页；潘泽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史载有据》，中国军网2016年7月15日（1941年电报、训令及军区总结原文）；姜克实《日军记录中的狼牙山作战》，冈山大学《文化共生学研究》第17号，2018年，第55—77页（联队史、战没者名簿及《解放军报》文章考证）；姜克实《4.2.狼牙山战斗的背景/4.3.水上部队的动向/4.4.有关日军的作战记录》，Matters，2024年7月5日（有冈弘祐报告）；姜克实《从中共抗日宣传谈抗战史研究应该遵循的若干原则与方法》，华夏文摘，2021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16年10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271号判决书
Paul郑褚 retweeted
Kylian Mbappé vient de présenter ses excuses à la Chine.
Son crime ? Avoir dit en riant que son mème préféré était celui où on avait collé son visage sur celui d'un "dictateur chinois". Mao Zedong.
En 24h : trois marques chinoises le lâchent, la télévision d'État coupe la Liga, le président de la Liga s'excuse au nom de tous les clubs. Et le capitaine de l'équipe de France publie un communiqué en trois langues pour demander pardon.
En 2026, un Français doit s'excuser d'avoir dit que Mao était un dictateur.
Alors profitons-en. Puisqu'on ne peut plus le dire en rigolant, disons-le sérieusement. Et parlons de ce que ça nous dit sur nous, ici, en Europe.
Commençons par un mot qu'on utilise mal : le projet globaliste. Ce n'est pas un complot dans une cave. C'est une idée, assumée publiquement : les grandes décisions de ta vie (ta monnaie, ton identité, ta parole, ta santé, ton logement, ta mobilité) seraient mieux gérées si elles remontaient de toi vers l'État, puis de l'État vers des instances supranationales que personne n'a élues. Au nom du bien commun. Au nom de l'urgence. Au nom de l'efficacité.
Ça a un nom plus simple : la centralisation. Et la centralisation est toujours vendue comme une décision technique, jamais comme une décision politique.
Regardez les signes.
La monnaie : l'euro numérique, émis directement par la BCE, pilote en 2027, lancement visé en 2029, avec un plafond de détention. Les textes promettent qu'il ne sera pas programmable. Mais on construit l'infrastructure. Et une promesse, ça se vote, ça se dévote.
L'identité : le portefeuille d'identité numérique européen, que chaque État doit proposer à ses citoyens.
La parole : le DSA, qui oblige les plateformes à modérer selon des critères définis à Bruxelles, sous peine d'amendes jusqu'à 6% du chiffre d'affaires mondial. Et le projet Chat Control, qui revient régulièrement sur la table pour scanner les messageries privées.
Le logement : en France, interdiction de louer les logements classés G depuis 2025, les F en 2028, les E en 2034. Tu restes propriétaire sur le papier, mais c'est la norme qui décide de ce que tu as le droit d'en faire.
La consommation : tout devient abonnement. Ta musique, tes films, tes logiciels, et maintenant même certaines fonctions de ta voiture. Tu ne possèdes plus, tu loues un droit d'usage révocable.
Et puis il y a cette phrase. En 2016, le Forum économique mondial publie une vidéo, "8 prédictions pour le monde en 2030". La première : "Vous ne posséderez rien et vous serez heureux. Tout ce que vous voudrez, vous le louerez, et ce sera livré par drone."
Le WEF explique depuis que c'était un scénario, pas un objectif. Admettons. Mais quand une élite imagine le futur et que, dans ce futur, c'est toi qui ne possèdes plus rien, ça en dit long sur la manière dont elle te regarde.
Maintenant, Mao. Puisqu'on n'a plus le droit d'en rire.
1949, Mao prend le pouvoir. Première étape : la réforme agraire. On prend la terre des propriétaires et on la donne aux paysans. Les propriétaires sont jugés en public, dans des assemblées d'accusation. Entre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lliers et deux millions d'exécutions.
Les paysans sont contents. Ils ont enfin une terre.
Trois ans plus tard, on la leur reprend. Coopératives, puis communes populaires en 1958. Plus de propriété privée. Plus de cuisine chez soi : cantines collectives obligatoires. Même les casseroles sont fondues dans des hauts-fourneaux de jardin pour produire un acier inutilisable.
C'est le Grand Bond en avant. Des objectifs délirants fixés au centre. Des cadres locaux qui gonflent les chiffres par peur d'être punis. Un État qui prélève le grain sur la base de ces faux chiffres, et qui continue d'en exporter pendant que les campagnes meurent de faim. On extermine les moineaux par décret : les criquets ravagent les récoltes.
En 1959, le maréchal Peng Dehuai ose dire à Mao que ça ne marche pas. Il est purgé.
Résultat : la plus grande famine de l'histoire humaine. Entre 30 et 45 millions de morts selon les historiens qui ont travaillé dans les archives, de Yang Jisheng à Frank Dikötter.
Ça ne s'arrête pas là. En 1957, les Cent Fleurs : le Parti invite les intellectuels à critiquer librement. Ceux qui parlent sont ensuite étiquetés "droitiers", plus d'un demi-million. En 1966,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 des adolescents en brassard rouge dénoncent leurs parents, humilient leurs professeurs, brûlent les livres, détruisent les temples.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morts, peut-être près de deux millions. Et pendant tout ce temps, le système du hukou interdit de quitter ta commune, et les tickets de rationnement décident de ce que tu manges.
Ils ne possédaient rien. Et on leur expliquait qu'ils étaient heureux.
Voilà la leçon.
Readers added context they thought people might want to know
Mao Zedong is under any single social metric a dictator. Not a single popular election, single government party and lifetime leadership. Not ev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illions of deaths under his reign.
en.wikipedia.org/wiki/Mao_Zedong
Paul郑褚 retweeted
這事沒人知道，包括西方。
倪匡小說有一個沙漠商隊老嚮導，看到類似沙漠龍捲風的場面就說我們死定了，因為活了幾十年從來沒有聽說這樣的場面，就說明見過這種場面的人沒有一個生還。
正在滅絕的一代才有切身體驗，但他們的經驗傳不下去。知道的人都斷子絕孫，有祖先的人都不知道。
滅絕前夜的幾代人有很長的時間，而且高級知識分子還沒有消失，所以留下的紀錄很多，後人和外人很容易解讀。所以傳統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來發現和抵抗滅絕前夜的破壞因素，包括滅絕前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因素是反覆出現而且大同小異的。
滅絕一代的時間很短，而且是抵抗失敗的最後一代，社會已經高度沙漠化原子化，統治階級也是無產階級政權，知識分子也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理解和紀錄發生的一切。
癌症和所有疾病的早期症狀和預防措施，我們知道很多。救不活的死人臨死有什麼感受，我們知道得很少。知道很多的人，都死了。就是這麼回事。
當事人知道各種不對勁，但解釋不清。一般來說，滅絕一代不應該有很豐富的，可以對比推論的知識，也不應該有很強的判斷力。
我是極其特殊的例外，我從未見過第二個人像我。
我本來應該像所有的同族一樣，撈到文憑和資格以後，就投身於冒辟疆主義者的事業，變成豪強和改革開放幹部的一部分，現在應該在廈門和北海收幾十套房子的租金，掩蓋了幾十個人的真實死因，手裡有幾十個廳長局長的把柄，自己的把柄也捏在許多豪強的手裡，不可能離開淪陷區了。
或者較小概率，變成一個靠多花時間讀書的知識分子，當上教授以後才變成民小和歷史真相學家，然後大腦已經僵化，不可能再改了。
但是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所以是天命。
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能夠掌握和運用極少數證據，來自唐甄這樣的極少數倖存者，來自滅絕前夜演化的模擬延伸，來自已經毀滅社會的模擬逆推，形成模型，用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作為參數輸入，經過二十多年接近百分之百的準確性，由缺乏自信變得堅定自信，模型也已經完善到足以同時解釋其他歷史現象的地步，自己用來操作三次，全部成功，效果比保守的預期好得多。
最後一次就是大蜀民國，2018年以後我就沒有操過什麼心。#時與勢都在大蜀民國一邊
@LiuZhongjing 还想请教您第二个问题:中国基层小共同体瓦解这件事情按我的经验和观察来说,确实是让太多中国人吃尽了苦头的,就算简中圈大部分人包括舆论领袖是不学无术的,但也该本能的感觉到这件事情十分糟糕、有哪里不对
但简中圈却基本上没什么人提出这件事,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