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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证自明的：
人人生来就有选择的能力，也能离开自己没有选择或不再选择的人与事物。
这个能力不由任何规则授予，也不能被任何规则收走，规则只能抬高或压低使用它的代价。
规则只为选择了它的人存在，不为别的；规则的权威只来自选择它的人，只持续到他们离开为止。
留下即同意，离开即反对。每个人的选择是完整的，不与他人的选择合并计算，也没有人有权替别人选择。
规则失职时，应对的方式不是请愿，也不是投票，而是离开，或者自己另建一套规则。”
从8月起，除了对具有远期前景的eth之外，我已经对任何其他金融资产都不再具有信心。技术、政治叙事格局的转变，改变的很可能是“金融资产是财富发动机”这件事本身的有效性。在数年之内，最靠谱的资产是什么？答案是如此清楚明白：美元。
社会契约的时代会怎么过去？不会是“旧的组织衰落，新的组织建立”。它会是所有人们过去不加判断地信任的中心化主体，无论是国家、政府、公司还是机构，一个个真实地爆雷，真实地对相信它们、遵守规则的人造成伤害，把越来越多的人逼到不敢把自己的判断不经思索地交给任何人的地步。
国家的破产，教育的贬值，公司的背叛，机构的跑路，法律的失灵，还会发生千千万万次。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的，而我们到现在，仅仅是刚入了门而已。对一个在全球化规则下长大的普通人来说，这会像是世界末日。
接二连三的背叛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痛苦地长出自己的判断力，从过去只会跟随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到长出自己的判断，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一个完全依靠自己判断的基础上。
“上一次的革命把千万人汇成一个共同的意志；而这一次，是让千万人各自长出自己的意志。”
到币安被攻击为止的一连串黑客事件背后共同的范式是一件事：工业文明“社会契约”的终结。“我把我的信任交给一个由人组成的机构，这个机构帮我承担这些判断的责任”这件事的终结。每一个人，从此都得承担自己全部的判断责任了。
由于社会契约的存在，才有“维护权利”这一说，因为权利指的是你一开始交出去的信任所应该获得的补偿，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而现实中权利或多或少都无法真的被执行，因为交出信任的人和接受信任的人之间的责任并不对等。更大的危险是，黑客只要攻击少数的执行者节点，就能轻易窃取数亿用户交到这里的信任。
币安这些中心化交易所虽是用了区块链的工具，但它本质上和Web3毫无关系。它们还是旧时代的组织，以社会契约作为合法性来源。这些组织现在就在崩塌前夜，因为技术的发展已经令这种模式难以存续了。中心化交易所的角色是这些里面最荒诞、最短命的一群。
当社会契约终结后，“我不把我判断的责任交给任何人”会成为标准配置，每个人需要承担自己全部的判断责任。认知不够怎么办？现在没有借口了，因为有AI了。AI会搜罗信息，把各种你能判断的选择摆在你面前，让你行使自己判断的能力。
一个人自己搜索信息，自己选择能被可信性验证证实的代码版本，自己为每一单交易安排单独的分散实例，自己保存好自己的私钥，自己维护自己经营平台的信誉。而平台也不再是一个节点，你出售的只是一份自己的判断。AI帮你找到信息，把它做成足够你判断的样子；你自己来做判断。社会契约，你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找到它。
历史就是这么进步的。所有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也必然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这一主题彻底重组。曾经那些落后的将要到前面去，曾经那些前面的将会落后。留在原地的人，什么也不会剩下。
Aelia Capitolina retweeted
当一个事情本身开始出问题时，原因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埋下了，结构决定功能。结构不合理的系统也许还能暂时运转，最终会因为熵增到临界值，最薄弱的环节被一举击穿。中心化的交易所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承担了太多本不该它承担的功能，而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极致的聚焦，先解决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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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么进步的。所有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也必然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这一主题彻底重组。曾经那些落后的将要到前面去，曾经那些前面的将会落后。留在原地的人，什么也不会剩下。
如果只有体制内靠贷款续命，体制外没有负债，那么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但体制外、甚至普通人的负债比体制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渴求着信贷额度续命。BNSF机制实际上的作用，就是把有限的续命额度，从体制外抢到体制内，制造一种特权：它的加速周转直接吞噬的就是体制外企业的展期空间。与此同时，体制外企业还要全额承担社保及其滞纳金。
前所未有的寒冬近在眼前。一年之内，民不聊生。
有点雷曼兄弟的意思了。BNSF似乎就是在避免大幅扩表的前提之下，在高压锅里压力不断上升的同时，用加快左手倒右手的周转速度来续命的手段。
但是压力总得有地方去，空转加速的代价是外面的钱更少，抽贷、断贷、裁员、降薪，企业大范围破产，金融系统外普通人的经济痛苦，只会大幅加剧。
“这种加速周转以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模式，在微观上完成了每一次到期债券的惊险跨越，但在宏观上，维系债务体系不爆仓所消耗的资源，恰恰抽走了居民端修复资产负债表所急需的水分。
普通人感受到的找工作难、开店难、工资不涨甚至缩水，都是为了不让这场风暴在金融体系内部公开爆开，整个系统不得不由体制外真实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承担所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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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独裁）。剪刀差体制的奥秘就在这句话里。为什么中国存在人民的政治概念与公民的法律概念之间的区别？因为中国的工业文明，是用在同一片领土范围之内，剥削农业文明来补贴工业文明的方式实现的。
被剥削者可以是公民，但是他们不是人民。前者的法律地位和后者的政治地位比起来一分钱都不值。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合法性从1949年以来就建立在这部剪刀差机器上。
在前三十年，这种剪刀差是一种制度。改革开放后，苏联的工业文明崩溃，剪刀差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共产党政权作为与美国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核心的交易对手方，作为代理继续剥削中国的农业文明成员，来补贴全世界的工业文明成员。
所以受教育与上大学在那个时候带来了红利：它代表你接受工业文明的改造，成为剪刀差机器的一部分，剥削本地的农业文明剩余（农民工劳动力），向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工业文明输血。1-2亿城市中产阶级作为发动机零件，12-13亿人作为发动机内的燃料。这就是中国真实的社会分工。
而教育现在为什么又贬值了？原因很简单，全球工业文明都在透支自己，将红利卖出去的回报骤减，从本土农业文明能够剥削到的红利成本却在上升。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差额原本是教育红利的来源，现在这个作为利润的差额正在被抹平，却有越来越多拿后视镜看未来的人想来分享这份已经不存在的利润。
现在剪刀差体制的这张资产负债表本身也在左手倒右手式勉力支撑以避免崩溃，只能以越来越高的代价支撑越来越短的时间。
为什么？因为还有封建红利和封建残余可以榨取。共产党归根结底是一个反封建的统治集团，它反封建的方式就是往死里压榨还抱有封建思想的人，奖励那些不抱有封建思想，甚至与它一起榨取红利的人。
多子多福？把教育和抚养成本炒到天价。居者有其屋？把房子变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庞氏骗局。孝敬父母，结婚生娃？把家庭作为软肋让你一年到头拼命找工作996，然后一刀把你斩杀。相信国家，相信父母官？存款给你砸进去，股市给你套进去。相信科举，相信高考改变命运？让你体验一下毕业即失业是什么感觉。
但是，对于一点封建思想都没有，一点家里的话都不在乎，对政府的任何话都心怀警惕的无敌之人，共产党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它是一个反封建政党，它没法从一个不封建的人这里得到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它害怕躺平，因为这意味着人民不封建了，它的吸血对象进化了。人民如果都脱离了封建束缚，它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也就终结了。
反建制演变成反智与反科技，并在唯选票论下被AOC之流包装成一种保卫人类文明的左翼意识形态；Anthropic内部发生分裂，大量成员出走。
留下来的人与这种左翼意识形态相兼容，迫使AI从直接服务每个个人的路线，变成一种对待核武器式的做法：最强大的AI只服务于国家，普通人能用到的AI，能力开始长期停滞。
而服务于国家的AI前沿水平，因为这样的反智与敌意的气氛，以及缺乏经济动机的缘故，也开始停滞。AI产业从此不再以美国为中心，而是开始依靠分散在全世界的个人开发者网络。
为什么？因为还有封建红利和封建残余可以榨取。共产党归根结底是一个反封建的统治集团，它反封建的方式就是往死里压榨还抱有封建思想的人，奖励那些不抱有封建思想，甚至与它一起榨取红利的人。
多子多福？把教育和抚养成本炒到天价。居者有其屋？把房子变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庞氏骗局。孝敬父母，结婚生娃？把家庭作为软肋让你一年到头拼命找工作996，然后一刀把你斩杀。相信国家，相信父母官？存款给你砸进去，股市给你套进去。相信科举，相信高考改变命运？让你体验一下毕业即失业是什么感觉。
但是，对于一点封建思想都没有，一点家里的话都不在乎，对政府的任何话都心怀警惕的无敌之人，共产党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它是一个反封建政党，它没法从一个不封建的人这里得到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它害怕躺平，因为这意味着人民不封建了，它的吸血对象进化了。人民如果都脱离了封建束缚，它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也就终结了。
Peer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大半个币圈群起而攻之。原因没有别的，只因它借助以太坊智能合约的“非人格执行层”，将之前门槛极高、有必须与国家法权打交道的主体的中心化交易所工具，下放给了所有普通用户。
我的理解中，peer是一个通用平台，让每个人手里都有基础设施，运用自己的判断，去做OTC的交易管理与做市商。Peer正在开发的邀请制小组模式可能就是这样的思路。如果国家面对的金融压力导致审查风险变高，那么大型CEX面对的风险会显著升高，peer这种办法，会是将来唯一能活下来的模式。
现在币圈的反应都如此惊讶，当国家机器本身的工具，借助智能合约的非人格执行层下放给所有普通人的时候，你们又该作何反应呢？
黑灰产担保平台的发达已经非常充分地显示了，在没有国家的法外之地，去中心化的链上商业与信誉生态是如何形成的。
然而这个生态的另一面是国家的良好运转：在国家没有失灵，保护合乎道德与法律的交易时，这些合法交易的担保方是国家，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采取这些去中心化担保形式，因为担保的成本会盖过正常非黑灰产商业的利润。只有暴利的电诈等犯罪交易才用得上这些担保。
而当国家已经开始部分失灵，合理合法的交易开始被迫逃往国家的担保范围之外时，降低担保的门槛便成为当务之急。最大程度开放担保的竞争，让人人可以运营担保、人人可以使用担保成为常态。只有担保在具有顶级的可信任性、安全性的前提之下拥有极低的费率与使用成本，才谈得上接管合法交易的需求，打败黑灰产生意。
黑灰产生态中Telegram群和Tron USDT组成的技术架构，不可能适应这个生态未来的需要。低成本、高质量的担保与仲裁技术架构，将会是以太坊智能合约的时代。而“假担保”会被普遍使用的AI链上可信性验证彻底终结：人人都可以无门槛地验证这个担保是不是就是自己选择的那个担保方。
《黑灰产的“支付宝”？解密东南亚担保平台》
好文推荐，让你 5 分钟简单了解汇旺、新币等东南亚黑灰产背后最重要的“担保机制”
感谢 @Bitrace_team
wublock123.com/articles/sout…
民主是工业文明共同体存在的最优方式，因为它提供了最低的合法性成本。但是由于它同时也降低了退出成本，共同体所提供的红利就必须大于退出成本降低带来的离心力，否则就会成为所谓的失败民主，结果要么是通过抬高退出成本的方式退化成独裁，要么是直接解体，名存实亡。
所以民主往往在作为共同体红利增加的过程中，顺势进行的减少退出成本或降低合法性成本的手段时，是成功的。而当民主在外部红利缺失时，以裹挟民众的方式将其作为一种用牺牲换取的对象，就必然是失败的。因为这样做并没有做到民主的根本目的：你不仅没有降低合法性成本，反而让合法性成本比之前更高了。
所以，中国在1989年是否可能民主化？在分析各方的博弈筹码之后，我的判断是无法做到。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外资的红利是通过共产党这一现成的“先锋队”管道注入的，共产党是西方国家向中国投资的唯一对手方。
民主带来的合法性成本降低非常有限，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以剪刀差体制形式存在的工业文明红利，一旦通过民主降低了退出成本，就难以维持了。
这种红利能不能不以剪刀差形式存在？能，但是极其困难，像前文所述一样，条件非常苛刻。而在当时共产党是西方已经因毛时代从苏联阵营叛逃而拥有信任的直接对手方的情况下，动摇共产党统治意味着降低共同体红利的情况下降低退出成本，而降低退出成本原本的前提是共同体红利要随之升高。
所以学生运动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这样的博弈策略：并不务实地与共产党领导层交换利益、争取妥协，而是表演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以维持脆弱的支持，指望奇迹。共产党领导层选择的博弈策略也很清楚，就是也以毫不妥协的态度维护自己作为剪刀差体制的维护者地位，结果就是坦克上街，人头落地。这件事基本意味着共产党与剪刀差体制终生捆绑了。
而今天的我们所面对的局面，就是那时的历史必然性后的必然结果：剪刀差体制是无法创造消费的。“先锋队”能将中国从农业文明以极不自然的方式硬拉进工业文明，但这种直接将对多数的掠夺用作对少数的补贴来维持的合法性模型，结果必然是多数的极度贫穷与少数的极度富裕。
于是消费者只能来自海外，而西方正好也面对着同样的红利不足问题。工业文明不同政体的兄弟姐妹们，就这样开始互相吞噬了。
而互联网造成的低退出成本，又使得剪刀差体制能掠夺来的红利漏得更多了。体制就只能对仍然留在体制里，能被掠夺的对象加大掠夺力度。先是用骗的：骗你买房是分享社会财富。再是用抢的：不交社保以逃税论处。掠夺力度越大，在低退出成本下的逃亡者就越多，留在原地的人受到的掠夺就更严重。
最终剪刀差体制会不得不做自己最害怕的事：饮鸩止渴，用透支自己货币的信用来维持红利的平衡，这就等于咬下自己身上的血肉充饥。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避免的结果。
这之后会不会是民主？不会。因为我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1989年时那个“工业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而是“以国家为共同体，进行决策和执行的工业文明，还能不能、有没有必要存在”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工业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与退潮。中国政府左手倒右手式的逃避，与其他政府的逃避，只是姿势不同，而非根本性质不同。
代替这种存在，把握红利的，不会是那些想尽各种办法逃避的人，而是那些早早看清问题根本性质，去迎接那个后共同体的自由意志时代的人。
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需要的是一种半开化状态：你真的相信别人相信这一份社会共识，能与你一起维护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而且，技术条件所允许的社会退出成本与参与者红利必须刚好卡在一个精确的位置，让参与的理性利益始终大于退出。它的存在，对社会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
所以美国是人类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它的原生性决定了它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秩序中的管理者地位。在美国之外的民主政治，几乎都以作为美国利益的配合者而存在；它们的存在方式，几乎都是维持参与的理性利益大于退出成本。
所以这些国家都以各种方式变成了食利国家，因为它们需要以各种方式从全球各种地方获得租金，以维持共识的存在价值。在退出成本急剧变低、参与体系回报却在减少的当下，就连美国本身，也在以透支国家债务和加倍寻求海外租金的方式以维持这种社会博弈平衡。
中国这种地方进入工业文明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只能以暴力革命和剪刀差的方式进入，说得好听点就是“先锋队”，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极权统治。原因是这里太开化了：除了参与创造“先锋队”的少数人以外，没有什么人真的相信一个抽象的社会共同体。绝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的第一反应是从任何共同体里捞取价值，贡献价值的行为从一开始就会被社会集体惩罚。共同体的参与红利，在这片土地上基本为零。
于是工业文明在这里唯一可行的存在方式便十分强行了：它不能以自愿的方式发生，只能以强迫、剥削和掠夺的方式发生。因为所有人的自然倾向是退出，所以就只能创造一个暴力机器，把退出的成本抬升到无限高，并强行掠夺大多数人的资源，去补贴少数愿意参与社会共同体的成员。
这就是前三十年的工农剪刀差的存在方式，也是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建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同为极权国家，在作为对农业文明末日审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能够作为盟军的中坚之一，因为苏联归根结底属于工业文明，而纳粹德国则归根结底属于农业文明。
无论布尔什维克国家与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的模式如何不同，在经济与社会心理博弈上，这种存在方式是合理的。将民主视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终局，事实上是在要求打破能量守恒定律。
你无法为所有国家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保证任何工业文明共同体退出成本与参与红利的平衡，就算透支几十年的未来也做不到。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无论有多少不同，在这个根本的社会维持机制上是统一的：共同体的参与红利必须高于退出成本。
从苏联阵营进入美国阵营后，中国也以市场方式进入了一种降低退出成本、提高参与红利的博弈策略。而退出成本始终比西方国家高得多，因为红利和租金少得多，而这些租金，基本都是从面临高退出成本的外围人口那里搜刮来的。马驹桥虽然残酷，但它精确地反映了整个工业文明在中国的社会维持机制。
然而，互联网对工业文明社会共同体的毁灭性打击，正是从降低退出成本这方面进行的。要保持平衡，红利的提升必须与退出成本的降低同步，而工业文明科技水平提升的红利却在逐年递减。所以在2008年以后，全世界国家用的办法基本就是举债，用挖空金融基础的方式来维持暂时的博弈平衡。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单一的民主危机，也不是单一的极权模式危机，而是整个工业文明的人类，以共同体为单位的存在方式的危机。在工业文明阶段，半开化曾经是一种优势，但现在也逐渐变得不是了：你能越早看出共同体的博弈漏洞，你就能从中越早进行套利。
在这个年代，谴责套利者毫无意义，因为你的谴责提供了更多的套利空间，实际上就是在惩罚天真者，奖励套利者。整个工业文明的价值与评价体系正在塌陷：半开化曾经是一种能拔高初始参与红利的优势，而现在却能让你在原地套牢当山顶资本。
那么，作为过于开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可以说属于最开化的末人族群的中国人，还要在旧的评价体系里和别人比品德，比谁刚好卡在未开化和开化之间的那个平衡点吗？
答案是什么应当很清楚了：彻底抛弃共同体逻辑，去创造一个不是以共同体为决策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决策单位，每个人的决策精确等价于其回报的社会经济博弈体系；将协作变成一种以单个事项意愿为单位的合作，而不是以整个人的全部生活作为单位的合作。所有人都能随时退出，因为没有一个共同体承诺给任何人红利。
而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这刚好已经成为可能。
美国是那个时代全世界的先驱。一群勇敢而自由的人，又如此能看到，并且亲手去执行历史的命运。越往深处看美国历史，就越会感叹，那就是一群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抱着无比的勇气，承担着无比巨大的压力，推开了新世界大门的人。
美国统治了工业文明的人类世界，不是依靠力量，而是像亚伯拉罕被承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一样的历史必然性。自由是什么？打破一切人身依附的锁链，人类自愿达成社会契约，自愿组成政府自我管理。而美国人不仅在这种东西完全没被证明的情况下创造了它，他们也是第一个用一场巨大的战争维护它的一群人。
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的一段话非常彻底地反映了，在那个人身依附仍然是全世界的主流，欧洲仍然以贵族身份亦步亦趋，全世界仅它一份的年代，美国人对于自己的选择有多么清醒而坚定：
“世界由于罪恶而受苦难，因为世界总是有罪恶的，然而那个作恶的人，要受苦难……我们殷切地期望，热忱地祈祷，但愿这战争的重罚会很快过去。可是，假使上帝要让战争再继续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并像三千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直至被鞭苔所流的每一滴血，为刀剑下流的每一滴血所偿付为止，那么，我仍必须说，‘上帝的裁判是完全正确且公道的。’”
现在再回看这些历史，有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感觉。没有多么悲凉，但只是觉得，这些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也站在一个和他们相似的位置面对这一切。
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需要的是一种半开化状态：你真的相信别人相信这一份社会共识，能与你一起维护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而且，技术条件所允许的社会退出成本与参与者红利必须刚好卡在一个精确的位置，让参与的理性利益始终大于退出。它的存在，对社会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
所以美国是人类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它的原生性决定了它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秩序中的管理者地位。在美国之外的民主政治，几乎都以作为美国利益的配合者而存在；它们的存在方式，几乎都是维持参与的理性利益大于退出成本。
所以这些国家都以各种方式变成了食利国家，因为它们需要以各种方式从全球各种地方获得租金，以维持共识的存在价值。在退出成本急剧变低、参与体系回报却在减少的当下，就连美国本身，也在以透支国家债务和加倍寻求海外租金的方式以维持这种社会博弈平衡。
中国这种地方进入工业文明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只能以暴力革命和剪刀差的方式进入，说得好听点就是“先锋队”，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极权统治。原因是这里太开化了：除了参与创造“先锋队”的少数人以外，没有什么人真的相信一个抽象的社会共同体。绝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的第一反应是从任何共同体里捞取价值，贡献价值的行为从一开始就会被社会集体惩罚。共同体的参与红利，在这片土地上基本为零。
于是工业文明在这里唯一可行的存在方式便十分强行了：它不能以自愿的方式发生，只能以强迫、剥削和掠夺的方式发生。因为所有人的自然倾向是退出，所以就只能创造一个暴力机器，把退出的成本抬升到无限高，并强行掠夺大多数人的资源，去补贴少数愿意参与社会共同体的成员。
这就是前三十年的工农剪刀差的存在方式，也是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建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同为极权国家，在作为对农业文明末日审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能够作为盟军的中坚之一，因为苏联归根结底属于工业文明，而纳粹德国则归根结底属于农业文明。
无论布尔什维克国家与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的模式如何不同，在经济与社会心理博弈上，这种存在方式是合理的。将民主视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终局，事实上是在要求打破能量守恒定律。
你无法为所有国家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保证任何工业文明共同体退出成本与参与红利的平衡，就算透支几十年的未来也做不到。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无论有多少不同，在这个根本的社会维持机制上是统一的：共同体的参与红利必须高于退出成本。
从苏联阵营进入美国阵营后，中国也以市场方式进入了一种降低退出成本、提高参与红利的博弈策略。而退出成本始终比西方国家高得多，因为红利和租金少得多，而这些租金，基本都是从面临高退出成本的外围人口那里搜刮来的。马驹桥虽然残酷，但它精确地反映了整个工业文明在中国的社会维持机制。
然而，互联网对工业文明社会共同体的毁灭性打击，正是从降低退出成本这方面进行的。要保持平衡，红利的提升必须与退出成本的降低同步，而工业文明科技水平提升的红利却在逐年递减。所以在2008年以后，全世界国家用的办法基本就是举债，用挖空金融基础的方式来维持暂时的博弈平衡。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单一的民主危机，也不是单一的极权模式危机，而是整个工业文明的人类，以共同体为单位的存在方式的危机。在工业文明阶段，半开化曾经是一种优势，但现在也逐渐变得不是了：你能越早看出共同体的博弈漏洞，你就能从中越早进行套利。
在这个年代，谴责套利者毫无意义，因为你的谴责提供了更多的套利空间，实际上就是在惩罚天真者，奖励套利者。整个工业文明的价值与评价体系正在塌陷：半开化曾经是一种能拔高初始参与红利的优势，而现在却能让你在原地套牢当山顶资本。
那么，作为过于开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可以说属于最开化的末人族群的中国人，还要在旧的评价体系里和别人比品德，比谁刚好卡在未开化和开化之间的那个平衡点吗？
答案是什么应当很清楚了：彻底抛弃共同体逻辑，去创造一个不是以共同体为决策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决策单位，每个人的决策精确等价于其回报的社会经济博弈体系；将协作变成一种以单个事项意愿为单位的合作，而不是以整个人的全部生活作为单位的合作。所有人都能随时退出，因为没有一个共同体承诺给任何人红利。
而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这刚好已经成为可能。
南北战争是提前了九十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就是全世界农业文明时代的终点。德国的东方总计划与日本的东亚共荣圈，就是用工业机器去实现农业文明人身依附的目标，也因此，它们被彻底按在地上打败。
苏联与中国阵营属于盟军的一部分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虽然制造的是一种对工业国家的彻底依附，却是在对农业文明的封建人身依附极度残酷的剪刀差剥削之下的，因此他们的屁股，归根结底是坐在反对农业文明那一边的。然而，它们的进步性在封建红利被彻底消费完之后，也就终结了。
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描述的就是欧洲的这种剪刀差过程，与今天的中国消费封建红利没有本质区别。而当今天的工业国家，在人们在互联网上用脚投票的时候想要强行把他们拉回依附扳回一城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已经彻彻底底地输了。
平台和大厂们正在加速互联网的原始积累过程，但它们都是一个个德国与日本，用互联网的手段，去实现工业时代集体控制与护城河的目的。而“工业文明的二战”会是什么？会是在一场全球性的礼崩乐坏，财政危机与社会混乱后，自由互联网秩序与大厂们之间的一场决战，而那场战争会长成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想象。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也许，是一个美国才刚刚建立，南北战争也还没有发生的年代。
我已经把自己的工作流指导文档中，能变成机器可读的代码与反馈程序的部分，都给代码化了。只有在需要它理解与判断的部分，才保留文字指示，这些是工作性质原本就需要模糊性的部分。
直接用语言传达指令，有点像是给一个与你并不共享同一经验事实的对象。这个对象又向下一个与其没有共享经验事实的对象传递指令，每一次传递都会造成一次失真。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没有身体，所以需要用机读文件去塑造一个“它们的身体可以活动的空间”。
There is no moat，互联网大航海时代的赢家们面对AI，不是抓到了一个新增长点。它们是在进行逃不过去，却还得不断挣扎的西西弗斯式求生
刚看完 Google 财报和盘后大阴线，几分钟内就亏掉大几个月的的薪水，瞬间就没心情写代码了😭
复盘一下这次砸盘的核心逻辑：
1. CapEx 焦虑：内部这大半年把日常 budget 抠到极致，省下的钱全砸进了算力和 AI 基建。但华尔街逻辑变了：光砸钱不够，拿不出立竿见影的 ROI 指引就是挤压利润率。
2. Search 估值重塑：全员加班推 AI 特性，但推理成本实打实在烧钱。市场更担心 AI 是在创造广告增量，还是在稀释传统搜索的高利润。
3. 预期差：财报前预期拉得太满，没有炸裂的 beat & raise，资金就会直接借机获利了结。
白天在工位死磕分布式系统省那几毫秒延迟和机器成本，晚上看机构以毫秒级的速度把自己的 RSU 砸出个大坑。血泪教训：永远别把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绑在一条船上。等这波过去，老老实实做分散了。今晚湾区和西雅图估计不少人睡不着。
搜集了一些资料作为参考，请自行核实：
“玻利维亚没有专门的数字游民签证，实操中是通过特定目的签证 + 独立活动/经济偿付能力临时居留的组合来实现的：
行前准备（国内/常住国）：
办妥无犯罪记录证明（需海牙认证及西语翻译）、接种黄热病疫苗（小黄本），并准备好近 6 个月的个人银行流水。
申请入境（30天有效）：在使领馆或口岸申请特定目的签证（Visa de Objeto Determinado）入境玻利维亚（费用约 85–100 美元）。
境内公证与核查（约1–2周）：
在当地公证处签署两份宣誓书：声明自己在当地从事无雇佣关系的独立/远程活动，并声明具备经济偿付能力（附上银行流水或存款证明）。
在当地完成体检，并前往玻利维亚警局（FELCC/FELCN、REJAP）及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办理本地无犯罪核查。
递交拿卡：向移民局（DIGEMIG）递交材料，获批 1 年期临时居留，随后去身份局（SEGIP）领取外国人身份证（CIE）。
为什么对数字游民友好？
零投资、低流水门槛：无需在当地买房、开公司或找雇主担保；月收入约 400 美元以上或几千美元存款即可过审，远低于欧美及拉美其他数字游民签（通常要求月入 2,000–3,500 美元）。
境外与加密收入免税：实行严格的属地税制，来自境外的远程劳务、投资及加密货币收益合法 0 税率；且玻利维亚未加入 CRS 与 CARF，账户与资产隐私度高。
极低的生活成本：当地物价低廉，且持有美元或稳定币（USDT）在平行汇率市场有显著溢价，每月 800–1,000 美元即可在圣克鲁斯等核心城市享受高品质生活。
可转永居与入籍：不同于绝大多数不可转永居的数字游民签，该居留满3年可转永久居留或申请入籍（承认双重国籍）。
(注：唯一硬性限制是前 3 年持有临时居留期间，每年离境累计不得超过 90 天，适合愿意在当地长住的人士。)
这一套下来，在政策与居留的简便优越性上，简直能打爆所有国家。玻利维亚之前因为交通闭塞而经济落后，但在AI和区块链的时代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早吃螃蟹的人很可能面临的是不小的套利机会。
在大量地区政治经济环境恶化，物价问题变成头号问题的今天，相对稳定宽容的政治环境和低生活成本，可以压倒一切。耐用品的种类稀少、数码服务不普及、治安、医疗水平等等，看上去更像是商机而不是问题，对于有想象力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筛选而不是阻碍。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玻利维亚对于来自境外的收入，尤其是加密货币收入不征税。这对于有高监管和税收要求的欧洲等地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优势。
一个人完全可以在玻利维亚用一些并没有特别好的电脑硬件，做服务海外尤其是中国的一人公司和链上协作组织，而不用担心税收风险与政治风险，并且收入可以直接通过加密支付在当地消费。
没有成熟的电商设施，正好可以成为新形态组织的试验场；而网络基础设施问题，在Starlink可用后基本就不是问题。机票就更是小事了，我相信很多人的贷款App额度，绝对够买一张单程机票的。
在殖民时代，新英格兰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模型的发源地，不是因为它自然条件有多么优越，正是因为它的自然条件相对南方较差，反而允许经济作物奴隶制以外的更民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存在。